| 昵称：小阿含 发布时间：2025-12-18 21:09:05 |
《澳藏·四分律藏》(二次校稿對勘傳譯版)以下辯經内容，乃澳門版《大藏經》中《四分律藏》譯經理事會第二次校稿對勘傳譯之文。由世界佛學研究中心（世佛研）石家庄分会會長、《四分律藏》譯經理事會理事長孙丽英大檀樾，親自組織編纂辯經。願諸仁者發心，積極參與《澳藏》辯經之盛事，共沾法益，同沐佛恩。
《澳藏》《大藏经》《四分律藏·孙丽英阖家供奉》
《澳藏》版《大藏经》-《四分律藏》校订本
初译稿底本来源：世佛研编委会
校订人：陈 晓 左美珍 吴明宏
校订日期：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
《澳藏·四分律藏》
第一千六百八十二函卷
对佛教整体而言，《四分律藏》的流通是“确保佛法久住”的关键。
佛陀曾言：“末法时代，戒律先亡。”若戒律失传，佛法便如“无根之木、无源之水”，终将衰败。
《四分律藏》作为汉地最系统、最契合僧团根器的律典，其传承与流通，让“以戒为师”的佛陀遗教得以延续——从姚秦译出至今，历经一千六百余年，虽经战乱、法难，这部律典始终被汉地僧团奉为根本，历代律师皆以弘扬此律为己任，如隋代智首、唐代道宣、宋代元照、明代莲池等，正是他们的努力，让律宗思想代代相传，也让佛教在不同历史时期都能保持核心精神不坠。
此外，《四分律藏》的流通还推动了佛教典籍的整理与传播，围绕这部律典，历代产生了数千卷注解著作，如《四分律疏》《四分律行事钞》等，这些著作不仅丰富了佛教典籍体系，更成为后世研究律学、佛教史的重要资料。
对世俗社会而言，《四分律藏》的流通也具有“净化风气、促进和谐”的积极作用。这部律典所倡导的“慈悲、诚信、少欲、知足”等理念，与世俗社会的道德规范相契合——“不杀生”对应“尊重生命、反对暴力”，“不偷盗”对应“遵纪守法、廉洁自律”，“不妄语”对应“诚实守信、言行一致”，“不邪淫”对应“家庭和睦、社会伦理”，“不饮酒”对应“保持理智、避免祸端”。
历史上，许多地方因僧团依《四分律藏》持戒修行，带动了当地社会风气的改善——唐代终南山一带，因道宣律师及其弟子严持戒律、广行慈悲，当地百姓纷纷效仿，出现“路不拾遗、夜不闭户”的景象；宋代杭州灵隐寺，僧众依《四分律藏》规范行持，积极参与赈灾、济贫等公益事业，赢得百姓爱戴，也让佛教成为维系社会和谐的重要力量。
即便在现代社会，《四分律藏》的理念仍具有现实意义——其“止恶行善”的核心，能引导人们规范行为、提升道德；其“自利利他”的精神，能促进社会互助、减少矛盾，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借鉴。
除贤首十门的系统解析外，《四分律藏》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实践案例，更能彰显其“历久弥新”的生命力。
唐代是《四分律藏》实践的黄金时期，除道宣律师创立戒坛、规范受戒仪轨外，各地寺院也纷纷依此律制定“日常清规”。
以长安西明寺为例，这座由唐高宗敕建的寺院，规模宏大，僧众达数千人，其日常管理完全以《四分律藏》为依据：
在“起居”方面，依律制定“晨钟暮鼓”的作息，清晨四点钟鼓声响起，僧众起床洗漱，五点上殿共修；晚间六点暮鼓声起，僧众停止杂务，进行坐禅或诵戒；
在“饮食”方面，严格执行“日中一食”与“过堂仪轨”，斋堂用食时，僧众排班而入，依序就座，食前诵“供养咒”，食中不语，食后诵“结斋咒”，整个过程庄严有序，既符合“不非时食戒”，又培养“少欲知足”的心性；
在“僧团管理”方面，依律设立“上座、寺主、维那”三纲，上座负责义理讲解，寺主负责日常事务，维那负责威仪规范，三纲各司其职，又相互配合，确保寺院运转有序。西明寺的实践，成为唐代寺院依《四分律藏》行持的典范，当时诸多寺院皆以其为模板，制定自身的清规。
宋代虽以禅宗兴盛为主，但《四分律藏》的实践仍未中断，且出现“禅律融合”的趋势。百丈怀海禅师制定的《百丈清规》，虽以禅宗理念为核心，却大量吸收《四分律藏》的僧伽律仪——
如“布萨诵戒”仪轨，《百丈清规》明确规定“每月六斋日，僧众集会诵戒，忏悔犯戒”，与《四分律藏》的要求一致；
又如“受戒羯磨”，《百丈清规》对“三师七证”的资格、受戒流程的细节，皆参照《四分律藏》的规定，仅在部分仪轨的简化上结合禅宗“简易实用”的特点作出调整。
宋代高僧大慧宗杲，虽为禅宗巨匠，却十分重视戒律，他曾言：“禅者若不持戒，如人无足，虽有目视，不能远行。”他在住持径山寺时，要求寺中禅僧严格依《四分律藏》持守基本戒条，每日过堂、上殿皆需遵守威仪，若有僧众违犯，必依律责罚，正是这种“禅律并重”的实践，让径山寺成为宋代禅宗与律学结合的典范，吸引四方禅僧前来参修。
明代佛教复兴，《四分律藏》的弘扬与实践迎来新的高峰。
莲池大师、蕅益大师等高僧，皆以弘扬戒律为己任，其中莲池大师在杭州云栖寺的实践尤为典型。云栖寺初建时，僧众混杂，行持混乱，莲池大师入主后，首先依《四分律藏》规范戒行：
他为僧众讲解《四分律藏》的核心戒条，要求每人熟记二百五十戒的基本内容；设立“戒坛”，严格依律进行受戒仪式，对受戒者的身份、发心进行细致考核，不符合要求者绝不允许受戒；
制定“云栖共约”，将《四分律藏》的仪轨转化为具体的日常规范，如“不畜财物”“不非时食”“不闲谈杂话”等，要求僧众每日遵守。经过数年努力，云栖寺成为明代持戒清净的标杆，僧众达数百人，皆能严持戒律、精进修行，信众慕名而来，供养不绝。
莲池大师还将《四分律藏》的理念推广至在家信众，他著《五戒相经笺要》，以通俗的语言解读五戒，引导在家信众依戒修行，推动了戒律在民间的普及。
清代律宗虽不如唐宋兴盛，但《四分律藏》的传承与实践仍在延续。
南京宝华山隆昌寺，自明代妙峰禅师开创戒坛以来，便以依《四分律藏》授戒闻名，清代更是成为全国三大戒坛之首。隆昌寺的授戒仪轨，严格遵循《四分律藏》的“羯磨法”，整个过程持续二十余天，分为“乞戒、审戒、授戒、说戒”四个阶段：
“乞戒”阶段，受戒者需表达“求戒的诚意”，并接受僧团的初步审查；
“审戒”阶段，三师七证详细询问受戒者的过往经历、出家动机，确保其“无遮难（如负债、犯罪等）”；
“授戒”阶段，依律举行正式的授戒仪式，受戒者在佛前宣誓，生起戒体；
“说戒”阶段，为受戒者讲解戒条的含义与持戒的要点，引导其未来依戒行持。
清代两百余年间，隆昌寺共举行授戒法会百余次，受戒僧众达数十万人，这些僧众将《四分律藏》的实践带往全国各地，维系了清代僧团的基本戒行规范。
即便到了近现代，《四分律藏》的精神仍在影响着汉地佛教的发展。
民国时期，弘一法师（李叔同）出家后，潜心研习《四分律藏》，著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，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梳理比丘戒的戒相，纠正了当时部分僧人对戒条的误解；他在泉州承天寺、开元寺等地宣讲律学，倡导“严持戒律、复兴律宗”，吸引了大批僧人追随，推动了近现代律学的复兴。
弘一法师自身更是严持《四分律藏》的典范，他每日过午不食，所穿袈裟皆为旧布缝制，所用物品仅为一钵、一衣、一床，真正做到“少欲知足、戒行清净”，其持戒精神至今仍为佛教界所敬仰。
从这些历史实践中不难看出，《四分律藏》并非“尘封的古卷”，而是“活的修行指南”——它能根据不同时代的社会背景、僧团需求，灵活调整实践形式，却始终保持“止恶行善、自利利他”的核心精神。
无论是唐代寺院的严格规范，宋代禅律的融合，还是明代的民间普及、清代的戒坛传承，《四分律藏》都在其中发挥着“根基”作用，确保佛教在发展中不偏离“以戒为师”的根本。
此外，《四分律藏》对汉地佛教制度的影响也极为深远。
在“寺院制度”方面，汉地寺院的“三纲执事”制度（上座、寺主、维那），便源自《四分律藏》中“僧伽律仪”的记载，这一制度从唐代确立，一直延续至近现代，成为汉地寺院管理的核心制度；
在“受戒制度”方面，汉地僧人的“沙弥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”三阶段受戒体系，其基础便是《四分律藏》中的比丘戒、比丘尼戒授戒仪轨，后世虽加入大乘菩萨戒的内容，却始终以《四分律藏》的授戒羯磨为根本；
在“日常仪轨”方面，汉地寺院的“上殿共修”“过堂用食”“布萨诵戒”“结夏安居”等日常活动，皆可在《四分律藏》中找到源头，这些仪轨经过千余年的传承，已成为汉地佛教的文化符号，融入僧众的日常生活。
从义理层面来看，《四分律藏》还为汉地佛教“小乘与大乘的融合”提供了桥梁。
如前所述，慧光律师提出“律宗通于大乘”的观点，道宣律师进一步构建“戒体通于大乘”的理论，他们将《四分律藏》的小乘戒体，解读为“大乘菩提心的体现”，认为持守比丘戒、比丘尼戒，不仅是为了自身解脱，更是为了“成就佛果、度化众生”，这一解读打破了“小乘律与大乘义理对立”的局限，让小乘律典成为大乘菩萨行的基础。
正是这种融合，让《四分律藏》不仅为律宗所尊崇，也被禅宗、净土宗、天台宗等大乘宗派所接纳，成为汉地佛教各宗派共同的“行持准则”，这也是《四分律藏》能在汉地长期流传、影响深远的重要原因。
综上所述，《四分律藏》作为汉传律宗的根本典籍，其价值不仅在于记载了佛陀制戒的条文与仪轨，更在于它构建了“从行为规范到心性净化、从个人持戒到僧团和合、从小乘解脱到大乘菩萨行”的完整修行体系。它历经千余年的传承与实践，早已融入汉地佛教的血脉，成为“以戒为师”理念的具体体现，也成为汉地僧团保持清净、佛法得以久住的根本保障。
无论是古代的高僧大德，还是现代的修行者，皆能从这部律典中获得指引——若能依此律严持戒行，便能净化身心、断除烦恼；若能依此律规范僧团，便能和合共修、利益众生；若能依此律弘扬佛法，便能让佛陀遗教代代相传，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。
正如道宣律师在《四分律行事钞》中所言：“律者，法之纪纲，戒者，行之根本。有纪纲则法不紊乱，有根本则行不邪僻。”
《四分律藏》这部承载着佛陀慈悲与智慧的律典，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，继续指引汉地佛教的修行者，在“止恶行善、趋向解脱”的道路上稳步前行，为佛法的久住、众生的安乐贡献不朽的力量。
“稽首礼诸佛”五字，先明“稽首”真义。《说文解字》载“稽，留止也”，“首，头也”，二字相合，是头触地而留驻片刻，非浅尝辄止的仓促叩拜，乃古往今来对至尊者最极恭敬之仪。
世间礼仪，拱手作揖是谦，屈膝叩拜是敬，却多止于形骸；佛门“稽首”，则是形与心的合一。印光大师在《增广文钞》中直言：“稽首非徒然折身，是折伏‘我慢高山’；非随便触地，是归向‘真如本心’。”
昔年阿难尊者随佛修行二十五年，每闻佛陀开示，必先整肃袈裟，长跪稽首，头触地逾三息方起，非因佛陀是世尊而刻意谦卑，实因他亲见佛陀“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”的境界，悟得“礼佛便是礼自心本具的佛性，稽首便是唤醒自心沉睡的觉悟”。
对凡夫而言，“稽首”是对治“贡高我慢”的良药。世人多陷“我执”，或因学识稍长便轻视他人，或因财富颇丰便傲慢待人，或因地位稍高便目空一切，这“我慢心”正是修行的最大障碍。而稽首一拜，便是在身体的屈伏中，打破“我比众生优、我比佛法高”的虚妄认知。
就像山间小溪，唯有低处流淌，方能汇聚成河；修行者唯有放下我慢，方能容纳佛法。如楹联所云“稽首一拜消千劫我慢，心灯一盏照万载迷津”，这便是“稽首”的修行深意。
再论“诸佛”，非仅指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一尊，而是涵盖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，及东、南、西、北、上、下十方世界，一切“自觉、觉他、觉行圆满”的佛陀。
《大智度论》中明确佛陀的三重功德：
其一“自觉”，是佛陀于菩提树下，破除无明烦恼，亲证宇宙人生实相，不同于凡夫“迷而不觉”；
其二“觉他”，是佛陀成道后，不忍众生沉沦苦海，四十五年间宣说佛法，引导众生断恶修善，不同于二乘“自觉而不度他”；
其三“觉行圆满”，是佛陀的智慧与慈悲、功德与愿力，皆已达到究竟圆满，无一丝欠缺，不同于菩萨“觉行未圆”。这三重功德，便是“佛”的核心要义，也是我们礼敬诸佛的根本缘由。
道宣律师在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》中，将“礼诸佛”的心意细分为三：
一为“感恩心”，感诸佛于无量劫前发菩提心，历经修行、广度众生，今时方有佛法流传，使我们得以听闻解脱之道；
二为“惭耻心”，惭自己身具佛性，却因贪嗔痴三毒缠绕，至今仍在生死轮回中漂泊，未证佛陀圆满境界；
三为“菩提心”，见诸佛行而发愿，愿以诸佛为榜样，此生严持戒律、精进修行，未来亦能成就“自觉觉他、觉行圆满”的佛果。
这三种心，缺一不可，缺了感恩心，礼佛便成形式；缺了惭耻心，礼佛便生轻慢；缺了菩提心，礼佛便失方向。
生活中的“礼诸佛”，亦非仅止于佛龛前的稽首。见他人行善，心生赞叹，是礼“未来佛”；遇众生困苦，伸手相助，是礼“众生佛”；自身持戒不犯，清净身心，是礼“自心佛”。
昔年永明延寿大师，每日诵经、坐禅之外，必行百八件善事，或施粥与贫者，或救度小动物，或为他人解惑，虽未时时在佛前稽首，却以“利他之行”践行“礼佛”之实。
正如蕅益大师在《灵峰宗论》中所言：“能敬众生，便是敬佛；能利众生，便是礼佛。”
“及法比丘僧”一句，“及”为“兼及、连同”，承前文“礼诸佛”，续明“礼僧宝”，彰显佛法“三宝一体”的核心——佛是法的创立者，法是佛的教法，僧是法的传承者，三者相依相存，缺一不可。
先辨“比丘”二字，非泛指出家披袈裟者，《四分律藏》中明确界定：需年满二十岁，经“三师七证”考核合格，受持二百五十条具足戒（比丘尼受持三百四十八条具足戒），且具正知正见、能依戒行持者，方可称为“比丘”。加一“法”字，更特指“以法为依、以戒为基，能传法、能护法”的比丘，如道宣律师、慧光律师这般，终其一生研习律典、弘扬戒律的高僧，便是“法比丘”的典范。
而“僧”的要义，首在“四人为僧”。《四分律藏》记载，佛陀成道后，初度憍陈如等五比丘，当五人共修时，佛陀言“此为僧宝初成”。后世律典据此明确“僧”的定义：至少四人以上，依法和合共修的比丘（或比丘尼）团体，方可称为“僧团”。为何定“四人”为界？
道宣律师在《四分律行事钞》中解释：一人修行易生懈怠，二人共修恐起争执，三人同行或有偏私，四人则能各执一职、相互监督、和合共修——如一人主掌讲法，一人负责授戒，一人管理僧食，一人维持威仪，四人各司其职又彼此护持，恰如房屋的四柱，缺一不可。
“僧团”的核心，更在“六和敬”。这是佛陀为僧团制定的共修准则，也是“法比丘僧”的根本行持。
其一“见和同解”，僧团众人对佛法的核心义理（如因果、轮回、戒法）有着一致的认知，不执异见、不生争论，如道宣律师门下弟子，虽有文纲、怀素等分支，却皆以《四分律藏》为根本，无本质分歧；
其二“戒和同修”，僧团众人共同持守同一戒律，无论是二百五十戒的核心条款，还是日常行持的细枝末节，皆依律而行，无有例外，如唐代终南山丰德寺的僧众，无论长老还是新学，皆日中一食、过午不食，严守“非时食戒”；
其三“身和同住”，僧团众人同住一处修行，彼此尊重、和睦相处，不因琐事起纷争，如杭州云栖寺的僧众，同住寮房、同入斋堂，从未因居住、饮食等事生矛盾。
其四“口和无诤”，僧团众人言语谦和，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，更不因见解不同而相互诋毁，如莲池大师住持云栖寺时，僧众即便对经义有疑问，也必以“请益”的口吻请教，从不高声争辩；
其五“意和同悦”，僧团众人内心欢喜，以共修佛法为乐，见他人精进则随喜，见他人有成就则赞叹，无嫉妒、无嗔恨，如玄奘大师在那烂陀寺时，寺中千余僧众，皆以听闻佛法、相互研讨为乐，彼此心意相融；
其六“利和同均”，僧团众人共享信众供养的财物，无论是衣物、饮食还是香花，皆平均分配，无有多寡之分，如《四分律藏》记载，僧团收到信众供养的袈裟，必依“羯磨法”平分，即便是长老，也不例外。
这“六和敬”，是僧团存续的根基，也是“礼僧”的核心要义。我们礼敬“法比丘僧”，非敬其袈裟之色、僧位之高，而是敬其能持守“六和敬”、能传承佛法。
印光大师在《文钞续编》中告诫弟子：“见僧当观其是否和合、是否持戒，若能持戒和合，便是真僧宝，当稽首礼敬；若破戒乱众，虽着僧衣，亦不可随其恶行，但需敬‘僧宝’之名分，不生轻慢。”
昔年玄奘大师西行至印度，见那烂陀寺戒贤论师，虽年逾百岁、身患痛风，却仍坚持每日讲法四小时，寺中僧众依“六和敬”共修，道风严谨，玄奘大师当即稽首跪拜，行弟子礼，非因戒贤论师是那烂陀寺的住持，实因他是“六和敬”的践行者，是佛法的传承者。
生活中的“礼僧”，亦有多重践行方式。见持戒僧众路过，合掌致敬，是礼僧；听闻僧众讲法，认真聆听、依教奉行，是礼僧；护持寺院僧团的“六和敬”，不挑拨僧众关系、不破坏僧团和睦，亦是礼僧。
如蕅益大师所言：“能护僧团和合，便是护持佛法；能随僧团修行，便是亲近僧宝。”这便是“及法比丘僧”的深层内涵——以恭敬心对待传承佛法的僧团，以践行心护持僧团的和合。
“今演毗尼法”四字，“今”非泛指“现在”，而是特指“传承佛法的当下”——对佛陀耶舍而言，是他在姚秦逍遥园译场，口诵梵本、审定《四分律藏》的此刻；对道宣律师而言，是他在终南山隐居，著述《四分律行事钞》、宣讲戒律的此刻；对我们每一位学人而言，便是研读此律、依律行持的此刻。
印光大师说：“‘今’字最要，佛法不在过去、不在未来，只在当下的践行。”
若只说“过去佛陀制戒、古时大师弘律”，却不在此刻持戒修行，便是背离了“今演”的本意。
“演”字，非“演绎”“表演”之意，而是“铺陈、开显、弘扬”——将深奥的戒律义理，拆解为通俗易懂的语言；将抽象的持戒原则，转化为具体的生活行持。
道宣律师著《四分律行事钞》，便是“演毗尼法”的典范：他将《四分律藏》中二百五十条戒，按“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”四科铺陈，既讲戒条的字面含义，又讲制戒的因缘背景，更讲不同情境下的持戒方法。
如讲解“不杀生戒”，不仅明确定义“杀生是故意剥夺有情众生的生命”，还记载佛陀制此戒的因缘（因某比丘杀害蚊虫，引发信众非议），更说明“特殊情况”（如为救多人而误伤一人，非故意杀生，不犯此戒），让学人既能懂戒，又能持戒。
“毗尼法”即“戒律之法”，是佛陀为众生量身定制的“修行指南”。
《四分律藏》中记载，佛陀成道后第十年，因弟子须提那迦犯淫戒，引发世人对僧团的质疑，佛陀遂召集僧众，宣说“不邪淫戒”，这是佛陀制戒的开端。
此后，或因弟子偷盗信众财物，便制“不偷盗戒”；或因弟子妄语欺瞒他人，便制“不妄语戒”；或因弟子饮酒后失仪乱性，便制“不饮酒戒”。
每一条戒，皆因“众生有过、僧团有需”而制，正如道宣律师所言：“毗尼法非佛陀刻意创造的束缚，而是‘应病与药’的良方——众生有‘贪嗔痴’的病，戒律便有‘止恶行善’的药。”
“毗尼法”的核心，在“调伏身心”。
对身而言，是规范行为——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，让身体远离恶行；
对口而言，是约束言语——不妄语、不两舌、不恶口、不绮语，让言语远离恶言；
对意而言，是降伏心念——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让心念远离烦恼。
如弘一法师（李叔同）出家后，每日严持“过午不食戒”，日中之后，即便口渴，也只饮清水，不食任何固体食物，这便是以“食戒”调伏身体的贪欲；他与人通信，言语简洁谦和，从不使用过激词汇，这便是以“口戒”约束言语的轻率；他面对弟子的过失，从不厉声斥责，而是耐心开导，这便是以“意戒”降伏内心的嗔恨。
弘一法师曾说：“毗尼法如缰绳，众生如野马，唯有以戒为缰，方能将心马牵回正道。”
生活中“演毗尼法”，并非要我们脱离日常、刻意修行，而是在衣食住行中践行戒律。晨起穿衣，选择朴素洁净的衣物，不追求奢华艳丽，是践行“衣戒”；午间吃饭，按需取食、不浪费粮食，是践行“食戒”；与人交往，诚实守信、不欺骗他人，是践行“妄语戒”；面对财物，不取非分之财、不贪他人之物，是践行“偷盗戒”。
正如莲池大师在《竹窗随笔》中所言：“毗尼法不在寺院的戒坛上，而在日常的起心动念中；不在高僧的讲经台上，而在众生的言行举止中。”
“令正法久住”一句，是整部《四分律藏》的终极宗旨，也是“演毗尼法”的根本目的。“正法”非某一宗某一派的教法，而是佛陀所说“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净其意”的核心教义——能引导众生断恶修善、脱离轮回、趋向解脱的法，便是“正法”。
《四分律藏》记载，佛陀涅槃前，阿难尊者问：“世尊灭后，正法能住世多久？”佛陀答：“若僧众能严持戒律，正法可住世千年；若僧众破戒乱行，正法五百年后便会衰微。”这便说明，“正法久住”的关键，在“戒律的传承与践行”。
道宣律师在《四分律行事钞》中，将“令正法久住”比作“护持明灯”——正法如灯，戒律如油，灯油充足，灯便能长久明亮；戒律传承不息，正法便能长久流传。
昔年北魏时期，《四分律藏》初传北方，因僧众多研习《十诵律》，此律无人问津，正法在北方的流传一度受阻。直至慧光律师出现，他著《四分律疏》，弘扬戒律，引导僧众依《四分律藏》行持，僧团戒行渐趋清净，正法才得以在北方兴盛。这便如灯油将尽时，有人及时添油，灯又重新明亮起来。
“令正法久住”，非仅为僧人的责任，更是每一位学佛人的使命。
对出家人而言，严持二百五十戒（或三百四十八戒），精进修行、弘扬戒律，是“令正法久住”；对在家人而言，持守五戒（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），践行十善（身三善、口四善、意三善），护持僧团和合，是“令正法久住”。
如印光大师所言：“在家人能持五戒、行十善，便是正法的‘护持者’；能劝他人持戒行善，便是正法的‘弘扬者’。”
唐代武则天时期，虽有佞佛之人破坏僧团，却因民间信众大多能持五戒、护持寺院，正法仍得以流传，便是此理。
“令正法久住”的本质，是“让佛法利益更多众生”。正法住世一日，便有一日的众生因听闻佛法而断恶修善；正法住世一年，便有一年的众生因践行佛法而脱离苦海。
昔年鉴真大师东渡日本，虽历经五次失败、双目失明，却仍坚持将《四分律藏》传入日本，为日本建立戒坛、规范僧团，让正法在日本流传千年，利益了无数众生。这便是“令正法久住”的大愿——不为自身求安乐，但愿众生得离苦。
正如楹联所云〔：〕
“演毗尼以护正法，戒灯长明照苦海；持戒律而利众生，法舟永续渡迷津”。
“优波离为首”五字，先明“优波离”是谁——此尊者乃佛陀十大弟子之一，以“持戒第一”闻名于世。昔年优波离出身贱种，为宫中理发师，因见佛陀弟子威仪庄严，心生向往，遂求度出家。佛陀不重出身、唯重道心，欣然应允，优波离出家后，专精戒律，哪怕最细微的戒条也不敢违犯，终成“持戒第一”的大阿罗汉。
《四分律藏》记载，佛陀涅槃后结集律藏，正是优波离尊者登座，一字不差诵出佛陀一生所制戒律，从比丘戒、比丘尼戒到僧伽仪轨，无有遗漏，故言“优波离为首”——非仅指他为律藏结集的首领，更指他是“持戒修行”的典范，是后世学律者的榜样。
印光大师在《文钞三编》中说：“优波离尊者，是戒律的‘活载体’，见尊者之名，便当念‘持戒当如优波离，一丝一毫不敢违’。”
对我们而言，提及“优波离”，不只是记一个名字，更是要学他“严持戒律、不打折扣”的精神——如他当年为比丘剃发，必依律中“剃发仪轨”，不随意增减步骤；日常穿衣，必按“袈裟穿着法”，不违威仪，这便是“为首”的深意：以一人之持戒，引领众人之修行。
再言“为首”，非“高高在上、统领众人”之谓，而是“以身作则、率先垂范”之义。优波离尊者虽为持戒第一，却从无傲慢，常向其他弟子请教戒律疑义，甚至对新学比丘也谦逊相待，如《四分律藏》记载，某新学比丘问“过堂用食时不慎掉落食物，当如何处理”，优波离尊者不仅详细解答“当拾起洗净食用，不可浪费”，还亲自示范，这便是“为首者”的风范：以自身行持为众人标杆，而非以言语指挥他人。
正如楹联所云〔：〕
“优波离持戒为范，一丝不违显律严；诸弟子随行作则，半步不离彰法正”。
“及余身证者”一句，“及”为“以及、连同”，承前文“优波离为首”，显“僧团共修、非独一人”之旨；“余”指“除优波离之外的其他比丘”；核心在“身证者”三字——“身证”非“口头言说”，而是“亲身证得圣果”，即已断除烦恼、证得阿罗汉果的比丘。
《四分律藏》中明确，参与律藏结集的“身证者”，皆是佛陀弟子中“见道、修道、证道”的圣者，他们不仅能持守戒律，更能以自身证悟印证戒律的真实性——如某比丘证得阿罗汉果后，说“严持不杀生戒，能断除嗔恨烦恼，我今证得无嗔三昧，便是明证”，这便是“身证”的力量：非仅“知戒”，更“行戒”；非仅“行戒”，更“证戒”（以戒证果）。
道宣律师在《四分律羯磨疏》中言：“‘身证者’是戒律的‘活见证’，他们以自身解脱证明‘持戒能断烦恼、能证圣果’，让学人不生‘戒条无用’之疑。”
昔年参与结集的千二百五十比丘，皆是“身证者”，如大迦叶尊者证得“头陀第一”，阿难尊者证得“多闻第一”，他们虽各有专长，却皆以戒律为根基，故能“身证圣果”，这便说明“戒律是证道的阶梯”——无戒律之基，纵有智慧，亦难证得圣果；有戒律之护，方能稳步前行，直至解脱。
“身证者”的核心特质，在“知行合一”：知戒律之义，更行戒律之行；行戒律之行，更证戒律之果。如某“身证者”比丘，不仅知晓“不妄语戒”的含义，更在日常生活中从不妄语，甚至面对生死考验也坚守不妄，最终证得“实语三昧”，这便是“身证”的内涵。
对我们而言，虽未证得圣果，却可学“身证者”的“知行合一”：
知“不杀生戒”是护生，便切实做到不伤害小动物；
知“不偷盗戒”是守义，便切实做到不取非分之财，这便是“向身证者看齐”——不急于求证果，先着力行戒，正如莲池大师在《云栖法汇》中所言：“先学‘身行’，再求‘身证’；若连‘身行’都做不到，‘身证’便如空中楼阁。”
“今说戒要义”四字，“今”与前文“今演毗尼法”之“今”同义，指“当下、此时”——
对结集律藏的比丘而言，是“此刻宣说戒律要义”；
对后世学人而言，是“此刻研读戒律要义”，印光大师说：“‘今’字警策学人‘莫待来日’，修行当在当下，学戒亦当在当下，若总说‘以后再学、以后再持’，便永无‘今时’。”
“说”非“随意言说”，而是“依佛所教、如法宣说”，即宣说的“戒要义”皆源自佛陀，非后人臆造，如优波离尊者说戒，必言“佛陀在某时某地，因某事制某戒”，从不添加个人见解，这便是“说戒”的准则：依佛遗教，不增不减。
核心在“戒要义”三字——“要义”非“戒条的全部细节”，而是“戒律的核心精神、根本原则”。《四分律藏》中“戒要义”有三：
一为“止恶行善”，即戒律的根本目的是“制止恶行、奉行善行”，如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是“止恶”；放生、布施、诚实、谦逊，是“行善”，止恶是基础，行善是进阶；
二为“自利利他”，即持戒不仅能“净化自身身心”（自利），还能“护持僧团和合、利益众生信心”（利他），如某比丘严持戒律，自身烦恼减少（自利），信众见之生信心，进而皈依佛法（利他）；
三为“趋向解脱”，即持戒的终极目标是“断除烦恼、证得涅槃”，非仅“求得人天福报”，如《四分律藏》记载，某比丘问“持戒能得什么果报”，佛陀答“持戒能得‘解脱果’，如优波离等尊者，因持戒而证阿罗汉果，永离轮回，这是究竟果报”。
这“三要义”是贯穿整部《四分律藏》的核心，正如蕅益大师所言：“学戒当先明‘要义’，若不明要义，只记戒条细节，便如盲人摸象，不见全貌；若明要义，再学细节，便如明灯照路，方向不迷。”
生活中“说戒要义”，非“仅在讲堂宣讲”，更在“日常践行中彰显”——如父母教导子女“不撒谎、不偷东西”，便是“说不妄语、不偷盗的要义”；朋友之间劝“饮酒伤身、莫过量”，便是“说不饮酒的要义”，这便是“戒要义”的普及：将深奥的律理转化为通俗的生活准则，让众人即便不学律典，也能知晓戒律的核心精神。
“诸贤咸共听”一句，“诸贤”是对听闻戒法者的尊称——“贤”非“已证圣果”之谓，而是“有向善之心、愿学戒律”的学人，无论是出家比丘、比丘尼，还是在家优婆塞、优婆夷，只要愿听戒法、愿持戒律，皆可称“诸贤”，这显“戒律普度、不分根器”之旨；“咸”为“全、都”，“共”为“共同、一起”，“听”非“被动听闻”，而是“专注聆听、用心领会”，即“闻、思、修”中的“闻”——先“听闻”戒法，再“思维”戒义，后“践行”戒行，三者缺一不可。
《四分律藏》记载，佛陀每次说戒，皆言“诸贤咸共听”，意在提醒众人“听戒非小事，当放下杂务、收摄心念”，如某比丘听戒时心不在焉，佛陀便告诫“听戒如服药，若不用心，药不能治病；听戒不用心，戒不能断烦恼”，这便是“听戒”的重要性：听戒是学戒的开端，若听不明白、听不专注，后续的思与修便无从谈起。
再言“咸共听”，非“形式上的集体在场”，而是“心意上的共同专注”——如僧团布萨诵戒时，众人虽坐在一起，若有人胡思乱想、不随文入观，便不算“咸共听”；唯有众人皆收摄心念、专注戒文，甚至能“闻戒生起惭愧心、菩提心”，才算“真共听”。
道宣律师在《四分律行事钞》中说：“‘咸共听’是‘僧团和合听法’的体现，一人专注，能带动众人专注；众人专注，能感得龙天护持，让戒法流传更广。”
昔年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戒，不仅比丘“咸共听”，连天人、龙王也隐形在场聆听，这便是“听戒”的功德：能感得众生护持，能让戒法广传。
正如楹联所云〔：〕
“诸贤共听戒要义，一心专注断疑网；大众同修律之行，六根清净证真常”。
生活中“诸贤咸共听”，可延伸为“众人共同学习、相互督促”——如家庭中父母子女共同学习“五戒要义”，相互提醒“不杀生、不妄语”；朋友间共同讨论“持戒方法”，相互鼓励“坚持行善、不做恶事”，这便是“咸共听”的现代践行：不局限于寺院的听戒法会，更在生活的方方面面，以“共学”促“共修”，以“共修”促“共证”。
〔“〕今欲说深戒〔”〕五字，是整部律藏从“事戒”入“理戒”的转关之语，一字一句皆含佛陀度化众生的深心与巧智。
先言“今”字，此字与前文如是我闻之“时”、今演毗尼法之“今”一脉相承，却更添“当机而说”的紧迫感。在时序层面，“今”是优波离尊者结集律藏时，向大众宣说戒法的此时此刻，非昨日、非明朝，恰是“闻法者根器成熟、戒法需传”的因缘具足之时；
在修行层面，“今”是破除“待来日再学戒”虚妄之念的警策，印光大师在文钞中反复强调“修行无明日，学戒在当下”，若总以“事务繁忙、来日方长”推脱，便会错失此生闻戒、持戒的机缘，正如寒鸟待春而亡，皆因延误了当下觅食的时机。
当年佛陀在祇树给孤独园说戒，从不说“他日再说”，必在弟子心生求戒之念、疑惑待解之时，即刻开示，便是以“今”字彰显“戒法应机”的要义——众生有需，佛法便现，不早不晚，恰在今日。
再论“欲”字，非“欲望”之欲，乃“慈悲愿力”之欲，是佛陀“见众生在烦恼海中漂泊，欲以戒法为舟筏渡之”的大悲心，也是优波离尊者“承佛陀遗教，欲将戒法传之后世”的大愿力。此“欲”如父母见子女迷途，欲引其归家的恳切；如医师见患者病痛，欲施良药救治的急切。
《四分律藏》记载，佛陀成道后，见弟子或因贪著财物犯偷盗戒，或因情爱纠葛犯邪淫戒，心生悲悯，遂生“欲说戒法”之念，只为让弟子脱离恶业、回归清净。
道宣律师在四分律含注戒本疏中阐释，此“欲”是“善法欲”，是修行的根本动力——凡夫有“五欲”（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）引向沉沦，而佛陀与圣贤有“善法欲”引向解脱，今欲说深戒的“欲”，便是这能引领众生出离苦海的善法欲。
对学人而言，听闻此“欲”字，当生起“欲学戒、欲持戒、欲传戒”的相应之心，如回应佛陀的慈悲呼唤，方能真正领受戒法的益处。
核心在“深戒”二字，需从“浅、深、究竟”三层拆解，方知其义理之厚重。
三校校注：
1、以易读易解为基准，对全文进一步进行了细化分段；
2、删除了“”前后及句号前面的空格，使段中文字间距适度，不显得空疏；但因数量较多，在正文中未作标注；
3、对经文原文及引用祖师大德的话语进行了加粗，以凸显出来，便于区分理解；
4、文中第13页、14页、17页“正如楹联所云”后都加了〔：〕号，更符合标点规范；
5、第17页“今欲说深戒”前后分别加〔“〕〔”〕，因此句是引用经文原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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