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昵称：小阿含 发布时间：2025-12-18 21:04:55 |
《澳藏·四分律藏》(二次校稿對勘傳譯版)以下辯經内容，乃澳門版《大藏經》中《四分律藏》譯經理事會第二次校稿對勘傳譯之文。由世界佛學研究中心（世佛研）石家庄分会會長、《四分律藏》譯經理事會理事長孙丽英大檀樾，親自組織編纂辯經。願諸仁者發心，積極參與《澳藏》辯經之盛事，共沾法益，同沐佛恩。
《澳藏》《大藏经》《四分律藏·孙丽英阖家供奉》
《澳藏》版《大藏经》-《四分律藏》校订本
初译稿底本来源：世佛研编委会
校订人：孙丽英 曹伊洁 李西宁
校订日期：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
《澳藏·四分律藏》
第一千六百八十一函卷
《四分律藏》，汉地亦称《昙无德律》，乃小乘五部律之一，更是汉传律宗立宗的根本典籍。在佛教“经、律、论”三藏体系中，律藏专司规范僧团行持、维系佛法传承，如同世间国度的律法典章，既划定修行者的行为边界，又为解脱之路筑牢根基。佛陀涅槃后，弟子们担忧后世僧众行持无据、佛法渐衰，遂结集戒律条文，律藏由此传世，而《四分律藏》便是其中最为精严、最契合汉地僧团根器的典籍。
其名中“四分”二字，源于独特的编纂体例。当年昙无德尊者整理戒律时，以“摄颂”为纲，将佛陀一生所说的戒律条文，依性质与功能划分为四大部分。这四分并非简单的条目罗列，而是暗含“由事入理”的修行逻辑：初为比丘戒本，详列比丘需持守的二百五十条戒律，从杀、盗、淫、妄等根本大戒，到衣、食、住、行等日常细行，皆有明确规制，是出家男众立身的根本准则；次为比丘尼戒本，载有比丘尼应遵的三百四十八条戒规，因比丘尼僧团行持更需严谨，故戒条较比丘戒更为细密，除核心大戒与比丘戒一致外，在日常交往、生活仪轨等方面的约束更为具体；三为僧伽律仪，记述僧团集体生活的仪轨，从日常共修的次序、布萨诵戒的流程，到受戒羯磨的仪轨、僧团议事的规则，小至斋堂用食的仪态，大到僧团住持的选任，皆有详尽说明，是维系僧团和合共修的关键；四为附则杂事，收录戒律产生的因缘、佛陀制戒的背景，以及一些特殊案例的裁决。比如某比丘因随意接受信众贵重布施而引发争议，佛陀遂制“不畜金银戒”；某僧团因作息混乱影响共修，佛陀便定“夜坐昼行”的起居规范，（。）这些内容让戒律不再是冰冷的条文，而是与修行实践紧密相连的鲜活指引。
追溯《四分律藏》的传承脉络，需从佛陀时代说起。佛陀住世时，随众生根器与具体情境制戒，彼时戒律多为口耳相传，未形成文字典籍。佛陀涅槃后，大迦叶尊者召集五百阿罗汉于王舍城结集律藏，优婆离尊者登座诵出佛陀一生所制戒律，这便是律藏的最初样貌。
此后，戒律在传承中因地域、僧团的差异，逐渐形成不同流派，至部派佛教时期，衍生出五部律，《四分律藏》便是其中昙无德部所传的律典。昙无德尊者原属萨婆多部，后因见部内对戒律的解读渐生分歧，遂独自整理戒律，以“四分法”统摄条文，既坚守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，又兼顾修行实践的灵活性，其传承体系由此独立，《四分律藏》的核心框架也在此时得以确立。
在印度本土的传承中，《四分律藏》历经数代阿罗汉的护持与弘扬。从昙无德尊者之后，其弟子驮索迦尊者接续传承，对律典中的羯磨仪轨进行补充注解，明确了受戒、布萨、安居等仪轨的具体操作细节；再传至犍陀罗国的迦旃延尊者，他结合当地僧团的修行环境，对“衣钵”相关的戒律作出适应性阐释，比如针对犍陀罗地区气候寒冷的特点，允许僧人在“三衣”之外，添置符合戒律规定的“暖衣”，既不违背制戒本意，又解决了实际修行中的困境。
此后，《四分律藏》的传承逐渐向西域传播，在龟兹、于阗等国形成稳定的传承体系，当地寺院皆以这部律典作为僧团行持的准则，培养出众多持戒精严的高僧，为后来传入汉地奠定了基础。
汉地译传《四分律藏》，始于姚秦时期。当时译经大师佛陀耶舍应鸠摩罗什之邀，携《四分律藏》梵本入长安，于弘始十二年（公元410年），在长安逍遥园译场开始译经。译经过程中，佛陀耶舍负责口诵梵文，竺佛念担任笔受，道含、僧肇等沙门从旁协助校对。佛陀耶舍精通戒律，对每条戒文的因缘、含义皆了如指掌，翻译时既力求文辞准确，又兼顾汉地僧众的理解习惯。比如在翻译戒律中的“羯磨”仪轨时，不仅译出具体流程，还简要注解其核心要义，让汉地僧人能快速掌握操作方法；翻译“衣戒”时，考虑到汉地与印度的气候、布料差异，在注释中说明“袈裟”的材质可因地制宜，以“洁净、简朴”为要，不必拘泥于印度的细棉布。历时两年，这部律典译毕，共六十卷，最初题为《四分律》，后世为彰显其在律藏中的地位，遂称《四分律藏》。
译出之初，《四分律藏》在汉地的流传范围较窄。姚秦灭亡后，长安译场解散，这部律典的抄本辗转流传至凉州、洛阳等地，多为少数专精律学的僧人所研习。北魏太延五年（公元439年），太武帝灭凉，凉州僧人多被迁徙至平城，《四分律藏》的抄本也随之传入北魏腹地。当时平城的僧团以研习《十诵律》为主，对《四分律藏》的接受度不高，仅有僧人慧定、僧超等人潜心研读，并在寺院中尝试依此律规范日常行持。慧定曾在平城郊外的石窟寺中，依《四分律藏》的仪轨为弟子授戒，严格遵循“三师七证”的要求，虽规模不大，却为这部律典在北方的传播埋下了种子。
南北朝时期，南方佛教兴盛，却以《僧祇律》为主流。刘宋时期，僧人僧业从北方求得《四分律藏》抄本，带回建康（今南京），在瓦官寺宣讲，听者虽有赞叹，却因当时《僧祇律》已深入人心，未能形成广泛影响。南齐时，僧人法颖擅长《十诵律》与《僧祇律》，偶然得见《四分律藏》后，深觉此律义理圆融，遂开始兼弘这部律典，并著《四分律疏》一卷，这是汉地最早关于《四分律藏》的注解著作之一。法颖在疏中，将《四分律藏》与《十诵律》《僧祇律》的戒条进行对比，指出其“折衷适中”的特点，为后世律学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。不过，在整个南北朝时期，《四分律藏》始终处于“小众律典”的地位，未能取代《十诵律》与《僧祇律》的主流地位。
直至北魏时期，慧光律师的出现，才为《四分律藏》的弘扬带来根本性转折。慧光律师自幼出家，七岁便能诵《维摩诘经》，后师从高僧佛陀扇多，精通三藏典籍，尤其对律学有着独到的体悟。他初习《十诵律》，后得见《四分律藏》抄本，研读之下，感叹“此律乃契合汉地僧团之根本”，遂决意以弘扬《四分律藏》为己任。慧光律师认为，当时汉地僧团对律典的研习多停留在“条文记诵”层面，未能洞悉戒律背后的“戒体”义理，更未能将戒律与修行实践紧密结合。为此，他著《四分律疏》四卷，又称《光统疏》，这是汉地首部系统阐释《四分律藏》义理的著作。
在《光统疏》中，慧光律师提出了诸多开创性的观点。他首次明确“戒体”的核心地位，指出戒律的本质并非外在的条文约束，而是修行者受戒时在心中生起的“防非止恶”的誓愿与功能，这一“戒体”如同种子，能引导修行者断恶修善，趋向解脱。他还提出“律宗通于大乘”的思想，打破了当时“律唯小乘”的固有认知。慧光律师认为，《四分律藏》虽属小乘律典，但其“止恶行善、自利利他”的核心宗旨，与大乘佛教“菩萨行”的精神一脉相承。比丘持守二百五十戒，比丘尼持守三百四十八戒，不仅是为了自身的清净解脱，更是为了护持佛法、利益众生，这正是大乘菩萨“自度度人”精神的体现。
为了让《四分律藏》更好地融入汉地僧团，慧光律师还针对当时的修行现状，对戒律进行本土化阐释。比如在“受戒年龄”的规定上，《四分律藏》原典要求比丘受戒需年满二十岁，而汉地常有年少出家的沙弥，慧光律师便在注解中说明，若沙弥年满十五岁、心智成熟、能坚守戒律，可由“三师七证”考核后，特殊情况下允许受戒，这一阐释既未违背戒律的根本精神，又解决了汉地年少沙弥的受戒难题。在僧团管理方面，他将《四分律藏》中的“僧伽律仪”与汉地寺院的“清规”相结合，制定出“寺院执事制度”，明确上座、寺主、维那等执事的职责，让僧团管理更加有序。
慧光律师不仅著书立说，还注重律学人才的培养。他在洛阳大觉寺开设律学讲堂，常年宣讲《四分律藏》，听者常达数百人，培养出洪遵、道云、昙隐等一批精通《四分律藏》的高僧。这些弟子后来分散至各地，继续弘扬这部律典：洪遵在相州（今河北临漳）宣讲《四分律藏》，著《四分律大疏》，进一步丰富了律学理论；道云在徐州宣讲律典，其弟子道洪、智首等人，皆成为后世律学传承的重要人物。经慧光律师及其弟子的努力，《四分律藏》逐渐在北方僧团中普及，到北齐时期，北方多数寺院已以《四分律藏》作为行持准则，取代了《十诵律》的主流地位。
隋代统一南北后，《四分律藏》的弘扬迎来了新的契机。隋文帝杨坚重视佛教，多次下诏整顿僧团，强调“以戒为师”，这为《四分律藏》的传播提供了政策支持。当时，南方的《僧祇律》因义理相对宽松，逐渐难以适应统一后僧团规范化的需求，而《四分律藏》“折衷适中”的特点，恰好契合了隋代僧团发展的需要。高僧智首律师，师从道云的弟子道洪，精通《四分律藏》，他鉴于当时南北律学差异较大、僧团行持不一的现状，著《四分律疏》二十卷，又称《智首疏》。这部著作对《四分律藏》的戒条、仪轨进行了全面梳理，详细对比了南北各地对戒律的不同解读，提出了统一的阐释标准。智首律师还在长安延兴寺主持受戒仪式，严格依《四分律藏》的“羯磨仪轨”行事，吸引了南北各地的僧人前来受戒，进一步推动了《四分律藏》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。
唐代是《四分律藏》弘扬的鼎盛时期，道宣律师的出现，不仅让这部律典的义理体系更加完善，更正式确立了以《四分律藏》为核心的律宗。道宣律师俗姓钱，润州丹徒（今江苏镇江）人，十六岁出家，初从智首律师研习《四分律藏》，后隐居终南山，潜心研学二十余年。他深入研读《四分律藏》及历代律学著作，结合唐代僧团的实际情况，著成《四分律行事钞》《四分律羯磨疏》《四分律含注戒本疏》等一系列律学著作，合称“律宗三大部”，构建起完整的律宗理论体系。
《四分律行事钞》是道宣律师律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。在这部著作中，他以《四分律藏》为根本，将戒律分为“戒法”“戒体”“戒行”“戒相”四个层面，进行系统阐释。“戒法”指佛陀所制的戒律本身，是修行的依据；“戒体”是受戒时生起的“防非止恶”的誓愿与功能，是戒律的核心；“戒行”是依戒体而产生的具体行为，是戒律的实践；“戒相”则是戒行所呈现出的外在相状，是戒律的体现。这“四科”体系，将《四分律藏》的义理从“条文解读”提升到“理论建构”的高度，让律学成为一门系统的学问。
道宣律师还针对唐代僧团的生活环境与修行需求，对《四分律藏》的戒条作出细致阐释。在“衣戒”方面，唐代丝织品普及，他便明确规定，袈裟可用丝绸制作，但需符合“坏色”（染成青、黑、木兰三色）的要求，且布料需“细密洁净”，不可奢华；在“食戒”方面，唐代饮食丰富，他对“非时食”的界定作出详细说明，指出“时”指从日出到日中，日中之后除清水外，不可进食固体食物，同时允许僧人在生病时，依“病缘”食用符合戒律的“药食”；在“住戒”方面，唐代寺院规模扩大，他对寺院的布局、僧人的居住规范作出规定，要求僧人住室需“简朴清净”，不得摆放贵重物品，且需保持整洁，便于修行。
除理论建构外，道宣律师更注重戒律的实践与传承。他在终南山创立戒坛，依《四分律藏》的仪轨为僧众授戒，严格遵循“三师七证”的要求，授戒前需对受戒者进行严格考核，确保其心智成熟、自愿出家、能坚守戒律。道宣律师主持的戒坛，成为唐代最为规范的戒坛之一，各地僧人皆以能在此受戒为荣。他还注重僧团的日常管理，在其所住的丰德寺，依《四分律藏》制定“日常行持规范”，从清晨起床、晨钟暮鼓，到上殿共修、斋堂用食，再到夜间坐禅、诵戒布萨，皆有明确的时间与仪轨要求。寺中僧人严格依此规范行持，道风严谨，成为当时僧团的典范。
道宣律师的弟子众多，其中最著名的有文纲、怀素等人。文纲律师继承道宣的律学思想，在长安西明寺宣讲《四分律藏》，并主持戒坛，为唐代培养了大量持戒僧才；怀素律师则著有《四分律开宗记》，进一步发展了律宗的义理，虽与道宣一系的“相部宗”在某些观点上存在差异，却共同推动了《四分律藏》的弘扬。在道宣律师及其弟子的努力下，律宗成为汉传佛教八大宗派之一，《四分律藏》也正式确立了汉地律典“根本典籍”的地位，唐代之后，汉地几乎所有寺院，皆以这部律典作为僧团行持与受戒的准则。
若以贤首十门之法深入解析《四分律藏》，更能洞悉其义理的深邃与全面，将这部律典的内涵从“实践规范”推向“义理圆融”的境界。
其一为“明教兴所由”，即明了这部律典兴起的因缘与根本目的。佛陀住世四十五年，说法度生，而制戒并非始于成道之初，而是随弟子修行过程中出现的具体问题，（——）“随事制戒”。据《四分律藏》附则杂事记载，佛陀成道后第十年，弟子须提那迦犯下淫戒，引发世人非议，佛陀遂召集僧众，宣说“不邪淫戒”，这是佛陀制戒的开端。此后，或因弟子有杀生、偷盗之举，或因僧团内部出现纷争、作息混乱，或因与信众交往不当引发误解，佛陀皆“应病与药”，制定相应戒条。由此可见，《四分律藏》的兴起，并非佛陀刻意创造束缚，而是为了“护持僧团清净、引导众生解脱”。
正如经中所言：“戒为正顺解脱之本，故名波罗提木叉。”波罗提木叉（意为“别解脱”）的核心，便是通过持守戒律，让修行者远离恶业、净化身心，最终趋向解脱。而《四分律藏》收录佛陀一生所制戒律，正是为了让后世僧众知晓制戒的本意，不违佛陀遗教，确保佛法久住世间。
其二为“辨经论体性”，即辨析这部律典的体性与核心特质。从表面看，《四分律藏》是一部记载戒律条文与仪轨的典籍，属“事相”之书；但深入探究便会发现，其体性实是“事理圆融”——以“戒体”为理，以“戒条”为事，理统摄事，事彰显理。道宣律师在《四分律行事钞》中，将“戒体”定义为“受戒时，修行者以殷重心、誓愿心入于阿赖耶识中的种子，此种子具有“防非止恶”的功能，能随修行者的心意与行为，引导其断除恶业、成就善法”。这一“戒体”便是《四分律藏》的“理体”，而二百五十戒、三百四十八戒等条文，以及受戒、布萨、安居等仪轨，则是“事相”。理体与事相并非割裂，而是相互依存：戒体需通过持守戒条、践行仪轨才能显现其作用，戒条与仪轨也需依托戒体才能脱离“刻板条文”的局限，成为修行者内心自觉的行为准则。例如，“不杀生戒”的事相是“不伤害一切有情众生”，而其理体则是“慈悲心的显发”——修行者若能在受戒时生起“护念众生”的戒体，便不会仅将“不杀生”视为外在约束，而是会主动践行慈悲，如救助受伤的动物、劝阻他人伤害众生，这便是“事理圆融”的体现。
此外，《四分律藏》的体性还兼具“小乘的严谨”与“大乘的开放”：从戒条的细密规制来看，它符合小乘佛教“断除烦恼、证得阿罗汉果”的修行目标；从“自利利他”的核心精神来看，它又为大乘菩萨行奠定了基础，正如慧光律师所言“持戒不仅为自身清净，更为护持佛法、利益众生”，这一体性特质，让《四分律藏》既能满足出家众严净戒行的需求，又能与汉地大乘佛教的弘扬相契合。
其三为“明摄属”，即明确《四分律藏》在佛教典籍体系中的归属与关联。从三藏分类来看，它属“律藏”，与“经藏”（记载佛陀说法）、“论藏”（阐释佛法义理）共同构成佛教典籍的核心，三者相辅相成：经藏为修行指明方向，论藏为义理提供阐释，律藏则为行持划定准则，缺一不可。若仅有经论的义理认知，而无戒律的规范约束，修行便易落入“空谈义理、不重实践”的误区；若仅有戒律的条文持守，而无经论的义理指引，修行又易陷入“执着事相、不明本心”的困境。
从部派律典来看，它属小乘五部律之一，与《十诵律》《僧祇律》《五分律》《解脱律》同源而异流——同源于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，异流于不同部派对戒律的解读与编纂体例。其中，《十诵律》条文繁细，侧重戒律的“分别相”；《僧祇律》较为宽松，侧重戒律的“方便相”；《四分律藏》则折衷二者，既保持条文的严谨性，又兼顾实践的灵活性，这也是它能在汉地取代其他律典、成为主流的重要原因。从汉传佛教宗派来看，它是律宗的“根本典籍”，律宗的一切理论建构与实践规范，皆以这部律典为核心：道宣律师的“四科”体系（戒法、戒体、戒行、戒相），是对《四分律藏》义理的深化；后世律宗寺院的“传戒仪轨”“日常清规”，是对《四分律藏》实践的延伸。
此外，《四分律藏》还与其他宗派存在紧密关联：禅宗虽以“明心见性”为核心，但百丈怀海禅师制定《百丈清规》时，仍以《四分律藏》的僧伽律仪为基础，如“上殿共修”“过堂用食”的仪轨，皆源自这部律典；净土宗虽以“念佛往生”为要，但历代净土宗高僧也强调“持戒为往生助缘”，如善导大师便主张“以戒护心念佛，方能心不杂乱”，而其所依之戒，便是《四分律藏》的核心戒条。
其四为“彰宗趋”，即彰显《四分律藏》的核心宗旨与修行趋向。这部律典的宗趋，可概括为“止恶行善、自利利他、趋向解脱”，三者层层递进，构成完整的修行路径。“止恶行善”是基础：通过持守二百五十戒、三百四十八戒，修行者首先要断除身业（杀、盗、淫）、口业（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）、意业（贪、嗔、痴）的恶业，如“不偷盗戒”止息“贪取他人财物”的恶念与行为，“不妄语戒”止息“欺骗他人”的恶言与心念；同时，在止恶的基础上践行善业，如“不杀生戒”延伸出“放生护生”的善举，“不邪淫戒”延伸出“守护家庭和睦”的善行。“自利利他”是进阶：“自利”指通过持戒净化身心，成就自身的戒体与善根，为禅修、证悟打下基础；“利他”指通过持守戒律，维护僧团的和合清净，为众生提供修行的榜样与场所，如僧团依“僧伽律仪”和合共修，能让信众生起信心，进而亲近佛法。
《四分律藏》附则杂事中记载，某村落因僧团戒律清净、和睦相处，村民纷纷发心供养，甚至有多人随僧出家，这便是“利他”的具体体现。“趋向解脱”是终极目标：无论是止恶行善，还是自利利他，最终目的都是引导修行者脱离生死轮回，证得涅槃解脱。经中以“筏喻”说明：戒律如同渡河的木筏，修行者借助这一工具，能脱离“烦恼苦海”，抵达“解脱彼岸”；若仅执着于“筏”（戒律条文）而不知“渡河”（趋向解脱），便失去了戒律的根本意义。
其五为“明义理分齐”，即厘清《四分律藏》义理的层次与边界，避免混淆与误解。这部律典的义理，以“戒体”为核心，辐射“戒法”“戒行”“戒相”三个层面，四者各有分齐，又相互关联。“戒法”是佛陀所制的戒律本身，属“客观存在的准则”，其分齐是“不变性”——无论时代、地域如何变化，佛陀制戒的根本精神（如不杀、不盗、不淫、不妄、不酒）始终不变，这是戒律的“体”；“戒体”是修行者受戒时生起的誓愿种子，属“主观生起的功能”，其分齐是“差异性”——不同根器、不同发心的修行者，所生戒体的强弱、纯净度不同，如发菩提心受戒者，戒体中蕴含“度化众生”的愿力，较仅求自身解脱者更为深厚；“戒行”是依戒体践行的具体行为，属“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”，其分齐是“阶段性”——修行者在初受戒时，可能仅能做到“不犯明显的戒条”（如不杀生、不偷盗），随着修行深入，逐渐能做到“细微的戒行清净”（如不生杀生之念、不起贪取之心）；“戒相”是戒行所呈现的外在相状，属“客观可见的表现”，其分齐是“多样性”——同一戒条，在不同情境下的戒相不同，如“不非时食戒”，在正常情况下是“日中后不食固体食物”，在生病时则可依“病缘”食用“药食”，虽戒相有别，却皆符合戒律本意。
厘清这四层分齐，便能避免两种常见误区：一是“执着戒法不变而忽视戒体差异”，将戒律视为“一刀切”的教条，不顾修行者的实际根器；二是“执着戒体差异而否定戒法不变”，以“根器不同”为借口随意违背戒条根本精神。
其六为“明部类差别”，即辨析《四分律藏》与其他律典的差异，凸显其独特性。在小乘五部律中，《四分律藏》的差别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：一是编纂体例的差别。《十诵律》以“十诵”为纲，将戒律分为十部分，每部分以“诵”（背诵单元）为单位，侧重条文的分类记忆；《僧祇律》以“因缘”为纲，按戒律产生的时间顺序编排，侧重制戒的背景叙述；《四分律藏》则以“四分”为纲，按“比丘戒、比丘尼戒、僧伽律仪、附则杂事”的逻辑划分，既兼顾条文的系统性，又突出实践的指导性，让修行者能从“个人持戒”到“僧团共修”逐步掌握。二是戒条数量与细密程度的差别。
《五分律》比丘戒为二百五十一条，比丘尼戒为三百七十条，条文数量与《四分律藏》相近，但在细行规制上更为简略；《解脱律》（汉地仅存残本）比丘戒约二百五十条，却侧重“根本戒”的记载，对日常细行的规范较少；《四分律藏》的比丘戒二百五十条、比丘尼戒三百四十八条，既涵盖“根本大戒”（如杀、盗、淫、妄），又对日常细行（如穿衣、吃饭、起居、交往）作出详尽规定，如“衣戒”中不仅规定“三衣”的材质、尺寸，还明确“穿衣的仪轨”（如偏袒右肩的时机）、“衣钵的传承方式”，让修行者在每一个生活细节中都能依戒行持。三是义理倾向的差别。《十诵律》《五分律》更偏向“小乘解脱”，强调通过持戒断除烦恼、证得阿罗汉果；《僧祇律》虽也属小乘律，却蕴含较多“大乘方便”思想，如允许僧人在“利益众生”的前提下，灵活调整部分戒条；《四分律藏》则是“小乘根基、大乘导向”，其戒条的细密规制符合小乘修行的严谨性，而“自利利他”的核心精神又为大乘菩萨行预留了空间，这一特质恰好契合汉地“以大乘为主、小乘为助”的佛教传播格局，也是它能在汉地长期流传的关键。
其七为“明传译时代”，即详细梳理《四分律藏》译传汉地的时代背景与历史意义，而非仅停留在“姚秦译出”的简单记载。姚秦弘始年间（公元399-416年），是汉地译经事业的“黄金时期”，这一时期的译传背景有三个重要特点：一是政治环境的支持。姚秦君主姚兴信奉佛教，尤其推崇鸠摩罗什，为译经事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、场地与人力支持，长安逍遥园译场不仅是当时规模最大的译场，更是汇聚了南北各地的高僧大德，为《四分律藏》的准确翻译创造了条件。二是佛教发展的需求。此前汉地虽有《十诵律》《僧祇律》等律典的部分译本，但要么条文残缺，要么译文晦涩，难以满足僧团规范化发展的需求——随着佛教在汉地的传播，僧团规模不断扩大，因缺乏统一的戒律规范，出现了“行持混乱、争议频发”的现象，如部分僧人随意接受信众贵重布施、不遵守共修作息，引发世人非议，此时亟需一部系统、准确的律典来规范僧团，《四分律藏》的译出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。三是译经团队的专业性。主译佛陀耶舍不仅是当时印度精通戒律的高僧，还曾在西域多地弘法，熟悉汉地文化；笔受竺佛念是当时著名的译经僧，精通梵汉双语，此前已参与《长阿含经》《出曜经》等多部典籍的翻译，经验丰富；协助校对的道含、僧肇等人，皆是鸠摩罗什门下的得意弟子，对佛教义理有深刻理解，能从义理层面确保译文的准确性。正是这三者的结合，让《四分律藏》的翻译既“忠实于原典”，又“契合汉地需求”，译文既无生硬的梵语直译，又不失戒律的严谨性，如将梵文中“羯磨”一词译为“作法”，并在注释中简要说明其“僧团议事、受戒等仪式”的含义，让汉地僧人能快速理解。
从历史意义来看，《四分律藏》的译传不仅是汉地律典传承的重要里程碑，更是推动汉地佛教“本土化发展”的关键一步。在此之前，汉地佛教的发展多侧重“义理传播”（如般若类经典的弘扬），而《四分律藏》的译出，让佛教从“义理认知”转向“实践规范”，标志着汉地佛教进入“义理与实践并重”的阶段；同时，这部律典的译传也为后来律宗的创立奠定了文本基础，若没有这部系统、准确的律典，慧光、道宣等律师的律学思想便无从依托，汉地律宗也难以形成独立的宗派体系。
其八为“明总释题目”，即在前文“四分”“律藏”释义的基础上，进一步阐释题目中蕴含的“修行阶位”与“根本精神”。“四分”不仅是典籍的体例划分，更是修行者从“初学”到“成就”的阶位指引：初学比丘首先需掌握“比丘戒本”中的二百五十条戒，这是“立身之本”，如同孩童学步，需先学会“不跌倒”（不犯戒）；待个人戒行清净后，再学习“比丘尼戒本”（虽为比丘尼戒，却能让比丘知晓僧团中不同身份修行者的戒行规范，便于相互护持）；接着深入“僧伽律仪”，理解僧团和合共修的要义，从“个人持戒”转向“团队共修”，如同学会走路后，再学习“与人同行”（融入僧团）；最后研读“附则杂事”，洞悉戒律产生的因缘与佛陀制戒的本意，从“执着条文”转向“通达义理”，如同行走熟练后，能根据路况灵活调整步伐（随境而不违戒）。这四个阶段，恰好对应修行者“戒行清净—僧团和合—义理通达—解脱成就”的修行路径，体现了《四分律藏》“由浅入深、由事入理”的编纂智慧。
“律藏”二字则蕴含着“以戒为师”的根本精神。佛陀涅槃前，弟子阿难曾问：“世尊灭后，我等当以谁为师？”佛陀答：“以戒为师。”这一遗教，是佛教传承的核心准则，而《四分律藏》作为汉地最系统、最契合僧团根器的律典，正是“以戒为师”理念的具体载体。它不仅是“行为的规范”，更是“修行的导师”——当修行者在生活中面临“是否该接受信众布施”“如何处理僧团矛盾”等困惑时，只需翻阅这部律典，便能从相应的戒条与案例中找到答案；当修行者心生贪、嗔、痴等烦恼时，戒律又能如同“警钟”，提醒其“防非止恶”，回归清净本心。正如道宣律师所言：“律藏者，佛法之栋梁，僧众之眼目，若无律藏，佛法便如无梁之屋，僧众便如无目之人。”
其九为“明别解文义”，即选取《四分律藏》中的核心文句与典型案例，结合历史背景与修行实践，进行细致解读，避免“望文生义”的误解。以“不非时食戒”为例，经中原文为：“若比丘非时食，犯波逸提。时者，从日出至日中；非时者，日中后至日出前。”若仅从字面解读，易将其理解为“机械的时间限制”，而忽略背后的修行深意。结合《四分律藏》附则杂事的记载，佛陀制此戒的因缘，是因当时部分比丘“日中后仍大量进食，导致昏沉嗜睡，影响夜间禅修”，同时“非时进食也易引发信众误解，认为僧人贪图口腹之欲”。因此，这一戒条的核心目的，不仅是“规范饮食时间”，更是“收摄心念、保持正念”——日中后不食，能让修行者身心轻安，便于专注禅修；同时，通过“克制食欲”，断除“贪取美味”的烦恼，培养“少欲知足”的心态。
此外，经中还对“特殊情况”作出规定：“若比丘生病，身体虚弱，可依医嘱非时食药食。”这里的“药食”，并非“随意的食物”，而是指“能治疗疾病、维持生命的简单食物”（如粥、汤），且需“经僧团认可”，这一规定体现了戒律“严谨而不僵化”的特点，避免因“执着戒条”而损害修行者的健康。
再以“不畜金银戒”为例，经中记载：“若比丘自畜金银，若使人畜，犯波逸提。”这一戒条的制定，源于某比丘接受信众赠送的金银后，因“如何保管、使用”引发僧团争议，甚至有世俗之人嘲笑“僧人亦贪财”。佛陀制此戒的本意，是
“断除比丘对财物的贪执，维护僧团的清净形象”。需注意的是，此戒并非“完全禁止接受信众供养”，而是禁止“蓄积金银”——信众若以金银供养，比丘可将其转交僧团“净人”（为僧团处理俗务的在家人）保管，用于寺院建设、购置僧众必需品或救济贫困众生，而非归个人所有。《四分律藏》附则杂事中便记载，某信众以黄金供养比丘，比丘当即转交净人，用于修缮寺院破损的经堂，既接受了信众的善意，又未违背“不畜金银戒”，这便是“持戒而不僵化”的典范。
再看“布萨诵戒”的仪轨文句，经中记载：“每月六斋日，僧众应集会布萨，诵说波罗提木叉，忏悔所犯，清净戒行。”若仅从字面理解，易将其视为“单纯的条文背诵”，实则不然。结合律典义理，布萨诵戒的核心意义有三：一是“自我反省”——僧众通过诵戒，对照戒条检视自身近期的行为与心念，若有违犯，及时忏悔；二是“僧团和合”——集体诵戒让僧众知晓彼此的戒行状况，相互提醒、相互护持，避免因戒行差异引发矛盾；三是“佛法传承”——通过定期诵戒，让戒律条文与制戒精神代代相传，确保不违佛陀遗教。《四分律藏》中记载，某僧团因长期不举行布萨诵戒，部分比丘逐渐放松戒行，出现迟到早退、随意离寺等现象，后在长老比丘的倡导下恢复布萨仪轨，僧众通过诵戒与忏悔，戒行逐渐清净，僧团和合之气也得以恢复，这一案例充分彰显了布萨诵戒的实践意义。
在“明别解文义”的过程中，还需特别注意“语境差异”带来的解读偏差。例如，《四分律藏》中提及“比丘不得蓄养奴婢”，这一戒条需结合当时印度的社会背景理解——彼时印度奴婢多为“私人财产”，比丘蓄养奴婢易生“占有欲”与“懈怠心”，违背“少欲知足”的修行原则；而在现代社会，“奴婢”已不存在，若仍机械套用此戒条便失去意义，但若理解其“不贪占私人财产、不生懈怠心”的核心精神，便能转化为“不贪求过多物质财富、保持精进修行”的现代实践，这正是“依义不依语”的解读智慧。
其十为“明流通利益”，即阐释《四分律藏》流传后世所带来的无量利益，涵盖“僧团、修行者、佛教整体、世俗社会”四个层面。
对僧团而言，《四分律藏》的流通是“维系和合清净”的根本保障。汉地佛教历史上，凡僧团兴盛之时，必是《四分律藏》弘扬得力之际——唐代道宣律师依此律规范戒坛，各地僧团纷纷效仿，一时间“持戒僧众遍布天下，寺院清规井然有序”，如长安西明寺、终南山丰德寺等，皆因严格依《四分律藏》行持，成为当时僧团的典范，吸引四方僧人前来参学；反之，若《四分律藏》的传承中断，僧团便易陷入“行持混乱、道风衰败”的困境，如唐末五代时期，因战乱频繁，律典流通受阻，部分寺院出现“僧人不持戒、寺院无清规”的现象，甚至有僧人娶妻生子、饮酒食肉，严重损害佛教形象。由此可见，《四分律藏》如同僧团的“定海神针”，唯有依此律规范行持，僧团才能保持清净、长久兴盛。
对修行者而言，《四分律藏》是“净化身心、趋向解脱”的修行指南。初出家者，可依此律了解“如何受戒、如何持守基本戒条”，避免因无知而犯戒；修行有年者，可深入研读“戒体”义理，破除“执着戒相”的误区，实现“从戒行清净到心性清净”的提升；即便在家信众，也能从《四分律藏》的核心戒条（如五戒）中获得指引，如“不杀生”培养慈悲心、“不妄语”建立诚信品格，为修行打下坚实基础。
历史上，诸多高僧大德皆因依《四分律藏》持戒而成就道业——唐代文纲律师，自幼依此律受戒，终身严持不犯，晚年仍每日诵戒自省，临终时安详示寂，弟子见其“面色红润，异香满室”，可知其戒体清净、往生善趣；宋代元照律师，早年曾对戒律有所轻视，后读《四分律藏》幡然醒悟，此后潜心弘扬律学，著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》，成为律宗“资持派”的开创者，其自身也因严持戒律，获得“智慧通达、辩才无碍”的功德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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