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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藏•大藏经 > 小乘论 >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(第001卷~第020卷) > 《澳藏·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第一千二百零四函卷
昵称:小阿含  发布时间:2025-12-18 20:56:59
《澳藏·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(二次校稿對勘傳譯版)以下辯經内容,乃澳門版《大藏經》中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譯經理事會第二次校稿對勘傳譯之文。由世界佛學研究中心(世佛研)西安分会會長、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譯經理事會理事長李西宁大檀樾,親自組織編纂辯經。願諸仁者發心,積極參與《澳藏》辯經之盛事,共沾法益,同沐佛恩。
《澳藏》《大藏经》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·李西宁阖家供奉》
《澳藏》版《大藏经》-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
校订本
初译稿底本来源:世佛研编委会
校订人:任 旋 王智磊 李西宁
校订日期: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三日
《澳藏·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
第一千二百零四函卷
在阐明“谁问谁答”的四种可能后,笔锋一转言“然无问者”,这四字看似轻描淡写,实则如惊雷破云,打破了众生“有问方有答”的固有认知,揭开“诸佛度生不待因缘、主动设缘”的深层义理。世间凡夫多执“因果需待因缘和合”,以为法义流传必以众生主动求问为“因”,却不知诸佛的大悲愿力远超凡夫认知——纵无众生现前叩问,只要众生心田中尚有“解脱的种子”,诸佛便会以神通方便为“缘”,让这颗种子生根发芽。文言“然无问者”,白话即“然而在当时佛陀欲说此论的情境中,并没有真实的众生主动前来发问求法”,这并非说众生无有疑惑,而是众生被无明遮蔽,虽有困惑却不知如何开口,或虽知开口却未遇“发问的契机”。往昔佛陀在菩提树下初成佛时,曾现“默然不说”之相,诸天众生见之疑惑“为何佛陀证得无上智慧却不说法”,实则佛陀是在观察众生根器,待天人请法后才开始转法轮,彼时众生虽未主动问法,佛陀仍在等待“请法之缘”;而此处“无问者”,则是佛陀更进一步,不待众生请法,主动化现问者,更显“度生不等待、悲心无间断”的特质。这“然无问者”四字,恰如为众生打开了“诸佛主动度生”的新视野,让众生明白,佛法的光照从不因“无人伸手”而停止照耀,只要众生愿意抬头,便可见到智慧的光芒。
继而论中详述佛陀的方便:“尔时世尊化作苾刍,形容端正众所乐见,剃除须发服僧伽胝,令彼请问佛世尊答”,每一句皆藏“度化众生的密码”,需逐字拆解方能见其深意。“尔时世尊化作苾刍”,“化作”二字显佛陀“无住相度生”的般若妙用——佛陀本是“三界导师、四生慈父”,却不执着于“佛陀相”,反而化现“苾刍相”,只因“苾刍相”是众生最易生信的“修行相”。世间众生见身着僧衣、剃发染衣者,便知是“修善断恶之人”,易生亲近之心,若见佛陀现“丈六金身、三十二相”,虽会生敬畏,却可能因“觉得佛与己太远”而不敢亲近。佛陀化现苾刍,正是“以众生能接受的姿态,走进众生的世界”,如同医师为贴近病人,脱下官服换上布衣,只为让病人敢诉说病痛。“形容端正众所乐见”,“端正”非指面容俊美如世间美男子,而是“身心清净所显的庄严”——身无杀盗淫妄的染着,故身形挺拔端正;心无贪嗔痴慢的烦恼,故面容温和慈悲,这种“清净庄严”能让众生见之生欢喜,正如《无量寿经》所云“见佛相好,心生欢喜,念其功德,归依供养”,众生见化苾刍的端正相,先生欢喜心,再闻其发问、佛陀之答,便易生信解心。“众所乐见”更显佛陀的细致——化苾刍的相好非仅令一人欢喜,而是能让不同根器、不同境遇的众生皆生欢喜,或见其温和而生亲近,或见其庄严而生敬畏,或见其平凡而生“我亦能修”的信心,这正是“普度众生”的开端:先以相好摄受,再以法义引导。
“剃除须发服僧伽胝”,这一句是“破众生外相执着、显修行本质”的关键。“剃除须发”在佛教中从来不是“形式上的仪式”,而是“断除贪著的象征”——须发是众生“爱美之心、执着身体”的外在显现,有人因爱惜须发而花费大量时间修饰,有人因须发受损而心生烦恼,这些都是“执着外相”的表现。佛陀令化苾刍剃除须发,是向众生传递“修行需先放下对身体的贪著”的信号:身体不过是“五蕴和合的临时载体”,若执着于其外在的美丑,便会陷入“为身所困”的烦恼,唯有放下这份执着,才能专注于内心的修持。“僧伽胝”即袈裟,又称“福田衣”,其横竖相间的条纹,象征“烦恼与菩提的交织”,身着袈裟,一方面是“向众生示现福田相”——众生若能恭敬供养、随学袈裟所代表的戒行,便能种下解脱的福田;另一方面是“向修学者示现戒行相”——袈裟是戒律的象征,身着袈裟便需持守戒律,不造恶业、勤修善法。佛陀令化苾刍服僧伽胝,既是为众生种福田,也是为修学者立标杆,让众生见之便知“修行当以戒为基,以善为行”。
“令彼请问佛世尊答”,此句显“佛陀自问自答”的深义,非化苾刍真有疑惑,而是佛陀借化苾刍的“问”,说出众生“心中未说的疑”;借自身的“答”,给出众生“急需的解”。这如同一位母亲见孩子因不懂算术而烦恼,却不好意思发问,便故意拿起课本问父亲“这道题该怎么算呀”,实则是说给孩子听,让孩子在旁听中学会解题。佛陀亦是如此,见众生被“所知法性”的深义困惑,却因“不知如何问、不敢问”而错失闻法机缘,便化现苾刍发问,自己应答,让众生在“旁听”中解开疑惑。文言“尔时世尊化作苾刍,形容端正众所乐见,剃除须发服僧伽胝,令彼请问佛世尊答”,白话可解为“当时佛陀便变化出一位比丘,这位比丘的身心都透着庄严,所有见到他的人都会心生欢喜,他剃掉了胡须和头发,穿着袈裟,佛陀让这位变化出来的比丘提出问题,然后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”,这一段经文将佛陀“为度众生,不拘形式”的慈悲展现得淋漓尽致,无问则造问者,有问则说解法,只为让法性的智慧能传入每一个有需要的心田。
论中复以“犹如征问义品因缘”作喻,为“佛陀化作苾刍问法”提供经典依据,让众生明白这并非佛陀一时的特例,而是贯穿佛法流传的常法。“征问义品”是佛教经典中常见的“设缘说法”体例,指为了清晰阐释某一法义,先假托一位问者提出问题,再由说法者详细应答,这种体例的核心目的是“让法义更有条理、更易理解”。如《阿毗达磨发智论》中的“蕴品”,开篇便以“征问”形式展开:“问云何蕴?答色蕴、受蕴、想蕴、行蕴、识蕴”,非真有弟子不知“蕴”为何物,而是为了让后世读者能“顺着问答的脉络,一步步理解‘蕴’的定义、分类与本质”。再如《大智度论》中“问云何菩萨摩诃萨?答菩萨摩诃萨者,于诸众生中最为殊胜,能自利益亦能利益他”,亦是借征问让“菩萨”的内涵更清晰。此处以“犹如征问义品因缘”作喻,是告知众生,佛陀化作苾刍问法,与“征问义品”的本质相同,都是“为了让法义更易流传、更易被接受”——征问义品是“以文字体例设缘”,化作苾刍问法是“以神通示现设缘”,体例虽异,目的却同,皆是“为众生开方便门,入智慧室”。文言“犹如征问义品因缘”,白话即“这就好像经典中‘征问义品’的因缘一样,都是为了把法义讲清楚、说明白,特意设置的问答场景”,这一比喻如同为众生提供了“理解佛陀方便”的钥匙,让众生知晓,佛陀的每一个行为,都有经典依据,每一种方便,都为度生而来,绝非随的(的改成:意)为之。
随后论中直面众生最易生起的疑惑:“问若尔此论何故传言,尊者迦多衍尼子造”,此问切中要害——既然前文已反复强调“此论是佛说”,为何世间却普遍将“造论者”的名号归于尊者迦多衍尼子?这一疑问的背后,是众生对“佛说”与“弟子传”关系的不解,更是对“论典本源”的担忧:若论典真是迦多衍尼子所造,那与“佛说”的经典有何区别?是否会偏离佛陀的本意?论中主动提出此问,正是为了提前破除这些担忧,让众生对论典的“本源”与“流传”有清晰认知,不生疑惑、不堕邪见。文言“问若尔此论何故传言,尊者迦多衍尼子造”,白话即“有人问既然这部论典是佛陀所说,那为什么世间会有传言,说它是尊者迦多衍尼子所造的呢”,这一问看似是“质疑”,实则是“求明”,论中借这一问,将“佛法流传中‘本源’与‘传播’的关系”这一核心问题摆到台前,为后续的解答铺平道路。
针对此问,论中给出明确应答:“答由彼尊者受持演说广令流布,是故此论名称归彼,然是佛说”,此句分两层,先解“名称归彼”之由,再明“论典本源”之实,层层递进,破疑生信。第一层“由彼尊者受持演说广令流布,是故此论名称归彼”,“受持”二字是基础——“受”指尊者迦多衍尼子亲闻佛陀说法,将“一切种所知法性”的深义完整领受于心,无有偏差;“持”指尊者以“闻持不忘”的能力,将所受法义牢牢记诵,不致遗忘。佛陀涅槃后,许多法义因弟子记忆不全而面临失传风险,迦多衍尼子以“受持”之功,将此论的法义完整保存,如同为珍贵的宝物找到坚固的宝库,这是论典能流传的前提。“演说”二字是关键——“演”指尊者将佛陀所说的深微法义,用“分别解说、举例阐释”的方式展开,如将“一切种所知法性”拆解为“因果、缘起、空性”等具体义理,让浅根众生也能理解;“说”指尊者以清晰的语言、恰当的比喻,将法义宣讲出来,如用“种谷得谷”喻“因果不虚”,用“聚沫”喻“五蕴无常”,让众生听得懂、能接受。若只有“受持”而无“演说”,法义便只能藏于尊者心中,无法利益众生;唯有“演”与“说”结合,才能让深法浅说、密义显说。“广令流布”二字是功绩——“广”指尊者不局限于一处说法,而是游历北印度、中印度等多地,从罽宾国到摩揭陀国,只要有众生愿意听闻,尊者便会驻足宣讲;“令流布”指尊者不仅自己说法,还培养了众多弟子,让他们继续传播此论的法义,如尊者的弟子胁尊者,便曾在雪山地区宣讲此论,让法义传入偏远之地。正是这“受持、演说、广令流布”三大功绩,让世间众生感念尊者的恩德,将“论典的名称归之于他”,这并非说尊者是“造论者”,而是说他是“让论典流传的最大功臣”,如同世间人将“某部著作的传播之功”归于出版者,而非作者,此处“名称归彼”亦是同理。
第二层“然是佛说”,四字如磐石般坚定,重申论典的本源从未改变。“然”字表转折,明确指出“名称归迦多衍尼子”是因流传之功,而非造论之实;“是佛说”三字则直接点明论典的核心内容——从“谁造此论”的根本问题,到“一切种所知法性”的深义阐释,再到“问答因缘”的种种方便,皆源自佛陀的亲口宣说,尊者迦多衍尼子只是“传递者”,而非“创造者”。这如同一条江河,迦多衍尼子是“疏通河道、引导水流”的人,让江水能流到更远的地方,但江河的源头仍是“佛陀这座雪山”,江水的本质仍是“法性这汪清泉”。文言“答由彼尊者受持演说广令流布,是故此论名称归彼,然是佛说”,白话即“回答是因为那位迦多衍尼子尊者,不仅完整地记住并领受了这部论典的法义,还通过讲解、阐释的方式将它宣讲出来,并且努力让这部论典在更广阔的地方流传开来,让更多人知晓,所以世间才会把这部论典的名称归到他的名下,但这部论典的核心内容,依然是佛陀所说的”,这一回答既肯定了迦多衍尼子的传法功绩,又坚守了“佛说”的根本,让众生既生起对传法圣者的恭敬,又不偏离对“佛智法性”的信仰,可谓“破疑与立信并举,感恩与正信同生”。
从“各显德用证般若”的核心比喻来看,佛陀化作苾刍问法,显“般若的方便德用”——般若本体虽离言绝相,却能随众生的认知水平,显现“问法的苾刍相”“应答的佛陀相”,如同明月虽无分别,却能在江河、湖泊、池塘中显现不同的倒影,倒影虽异,明月却一;迦多衍尼子尊者受持演说,显“般若的流传德用”——般若法义虽深微难懂,却能借尊者的“受持”而保存、“演说”而明晰、“流布”而广传,如同珍贵的火种,虽起初微弱,却能借人的传递,点燃千万盏灯,灯灯相传,照亮黑暗。二者的德用虽有不同,却共同成就了“般若法义流传世间、度化众生”的大业:佛陀的方便是“让般若有机会被听闻”,尊者的传持是“让般若有能力被理解、被传播”,二者相辅相成,缺一不可。
历代祖师大德对此亦多有印证,玄奘大师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详细记载了迦多衍尼子尊者传法的事迹:佛陀涅槃后三百年,尊者在罽宾国召集五百阿罗汉,共同宣讲《大毗婆沙论》,当时前来听闻的众生不仅有佛教弟子,还有许多外道学者,其中不少外道因听闻论中“一切种所知法性”的义理,舍弃邪见而归入佛法,尊者因此被称为“法义的守护者”。玄奘大师西行求法时,曾特意前往罽宾国,瞻仰尊者当年说法的遗址,足见其对尊者传法功绩的敬重。印光大师在《文钞》中亦言:“佛说如父之遗训,弟子传如子之践行,遗训虽存,若无子践行,便只能藏于箧中;唯有子践行,方能让遗训广为人知,利益后世。迦多衍尼子尊者,便是践行佛说的典范。”这些开示都深刻阐明了“佛说”与“弟子传”的依存关系,让众生明白,若无佛陀的“说”,便无佛法的本源;若无弟子的“传”,便无佛法的流传,二者如同鸟之双翼、车之两轮,共同推动佛法在世间的延续。
再从“实相圆融”的主旨来看,这段经文处处彰显“体用不二、本末圆融”的义理:“无问设缘”与“有问应答”圆融——二者虽形式不同,却同是佛陀度生的“用”,皆源于“悲心与智慧”的“体”,无有高下之分;“佛说本源”与“弟子传流”圆融——“佛说”是“本”,“弟子传流”是“末”,本末相依,无本则无末,无末则本难显;“化苾刍的假相”与“法性的实相”圆融——化苾刍的问相虽为“假有”,却能显“法性实相”的“真有”,假中有真,真不离假,二者不可割裂。这正如《金刚经》所云“凡所有相,皆是虚妄,若见诸相非相,即见如来”,佛陀的化相、尊者的传法,虽皆是“相”,却能引导众生见“非相的法性”,这正是“实相圆融”的真谛:不执着于相的差异,而领悟相背后的同一实相。
对于修学者而言,这段经文的启示可分为三层,每层皆可落实到日常修行与生活中。第一层是学佛陀“主动度生的慈悲”——在生活中,若见身边人有烦恼却不知如何求助,不应袖手旁观,而应主动以善巧方式引导,如以自身修学佛法的经历,分享“如何用因果观化解焦虑”“如何用忍辱心应对冲突”,让他人在潜移默化中接触佛法,生起求法之心。这正如佛陀化现苾刍问法,不等待他人开口,而是主动创造闻法的机缘。
第二层是学迦多衍尼子尊者“精进传法的担当”——对自己所学的佛法,既要“受持”,将“因果不虚”“诸行无常”等核心义理记诵于心,更要落实到日常言行中,不造恶业、勤修善法,让自己成为“活的佛法”;又要“演说”,面对他人对佛法的疑问,不回避、不敷衍,用通俗的语言讲解,如有人问“为何行善却遇挫折”,便以“因果通三世,善果需待缘”的义理解答,让对方不生退心;还要“广令流布”,将有益的佛经、祖师大德开示分享给更多人,不独占法益,不吝啬智慧,如同迦多衍尼子尊者般,让佛法的光芒照亮更多角落。
第三层是破“名相执着”的迷障——日常修学中,不纠结于“某部经典是谁造”“某位法师的名气大小”,而专注于“法义是否能断烦恼、是否能引导向善”,如读《大毗婆沙论》,不执着于“它名义上归迦多衍尼子”,而专注于领悟“一切种所知法性”的实义;与人讨论佛法时,不争论“哪种说法更权威”,而看“哪种说法更契合实相、更能利益众生”。唯有如此,才能在修学路上不偏离方向,直契般若核心,不被名相的迷雾遮蔽双眼。无问设缘显佛陀悲心不待时,有答应机彰般若智慧无定法;化苾刍相摄众生见相生信,著福田衣示修者持戒为基;剃除须发断世间贪著之念,演说义理开众生智慧之门;征问作喻明经典体例常法,传流归彼显尊者功绩无量;佛说为本立法性流传根基,弟子为末延佛法利益后世;假相显真能破众生迷执,体用不二方见实相圆融;学大悲主动为众生设缘,修精进广传般若之法音;离名相执悟法性同一理,依佛说行证解脱自在身。
《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》在阐明“论典本源为佛说,名称归迦多衍尼子因传流”后,复言“复有说者,此论即彼尊者迦多衍尼子造”,此说看似与前文“然是佛说”相违,实则是从“法义流传的另一维度”显“弟子承佛智、造论弘法”的合理性,非否定佛说本源,而是补充“佛智可传、弟子能承”的义理。世间众生常执“唯有佛能造论,弟子仅能传法”,却不知诸佛的智慧如同“无尽灯”,既能自身照耀,亦能点燃弟子的灯盏,让弟子以“承佛智、顺佛意”的方式,造论阐释佛法,利益更多众生。文言“复有说者,此论即彼尊者迦多衍尼子造”,白话即“还有一种说法认为,这部论典就是那位迦多衍尼子尊者所造”,这一说法并非要推翻“佛说”的核心,而是为了彰显“弟子在佛法弘传中的主动作用”——佛陀虽为法源,但法义的阐释、传播需弟子接续,若弟子仅能被动传法,不能主动造论显义,佛法便难以适应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域众生的根器,难以长久流传。往昔龙树菩萨造《大智度论》阐释《般若经》,提婆菩萨造《百论》破斥外道,皆是以“弟子造论”的方式延续佛智,与此处“迦多衍尼子造论”的说法同理,皆是“承佛智而作,顺佛意而行”,非凭空创造。
继而论中直面此说与前文的矛盾,提出疑问:“问岂不前言以一切种所知法性甚深微妙,非佛世尊一切智者谁能究竟等觉开示,云何彼尊者能造此论耶”,此问正是众生心中的疑惑——前文已明确“一切种所知法性甚深微妙,唯有佛世尊的一切智能究竟开示”,为何此处又说迦多衍尼子尊者能造此论?这一疑问的核心,是“众生对‘佛智’与‘弟子智’关系的不解”:若法性唯有佛能究竟开示,弟子的智慧怎能达到“造论阐释法性”的程度?论中主动提出此问,正是为了破除这种“佛智与弟子智对立”的认知,显“弟子智能承佛智、佛智能融弟子智”的圆融义理。文言“问岂不前言以一切种所知法性甚深微妙,非佛世尊一切智者谁能究竟等觉开示,云何彼尊者能造此论耶”,白话即“有人问,之前不是说过,一切种所知法性极其深奥精妙,除了具备一切智慧的佛世尊,谁能彻底觉悟并开示出来呢,那为什么这位尊者能造这部论典呢”,这一问如同“投石问路”,既呼应了前文对“佛智究竟”的强调,又为后文阐释“弟子智能承佛智”埋下伏笔,让义理的展开更具逻辑性与说服力。
针对此问,论中给出明确应答:“答以彼尊者亦有微妙甚深猛利善巧觉慧”,此句虽简,却字字千钧,既肯定了迦多衍尼子尊者的智慧特质,又暗合“弟子智源于佛智”的核心——尊者的智慧并非“自生自造”,而是“承佛加持、修证所得”,虽未达“佛的一切智”圆满,却已具备“阐释法性”的微妙深慧,足以造论弘法。先观“微妙甚深”四字,“微妙”指尊者的智慧能照见法性的“细相”——如因果的相续、缘起的关联,这些法性细节若非“微妙之智”难以察觉,尊者却能清晰照见,如同显微镜能看见肉眼难见的微尘;“甚深”指尊者的智慧能探及法性的“深层”——如空性与缘起的不二、凡夫与圣者的一念之差,这些深层义理若非“甚深之智”难以悟入,尊者却能究竟通达,如同潜水者能潜入深海探寻宝藏。再看“猛利善巧”四字,“猛利”指尊者的智慧有“破障之力”——面对外道的邪见、众生的疑惑,能以智慧之力迅速破除,不被邪见缠绕,如同利剑能斩断藤蔓,不被牵绊;“善巧”指尊者的智慧有“应机之能”——能根据不同众生的根器,将深微法性转化为易懂的言说,或用比喻阐释,或用问答引导,让众生能循序渐进悟入,如同巧匠能将坚硬的木材雕琢成不同器物,适应不同需求。
文言“答以彼尊者亦有微妙甚深猛利善巧觉慧”,白话即“回答是因为这位尊者也拥有深奥、精妙、锐利且善于运用的觉悟智慧”,这一回答虽未直接言“尊者智慧承佛智”,却已暗含此意——尊者的“微妙甚深猛利善巧觉慧”,非天生具有,而是“闻佛说法、依教修行”的结果:听闻佛陀开示“一切种所知法性”,生起“求悟之心”;依佛陀教导的“戒定慧三学”修行,断除烦恼、开发智慧;最终在佛的加持与自身修证下,成就“能造论阐释法性”的深慧。这如同学生跟随名师学习,虽未达名师的造诣,却已习得名师的核心方法,足以将所学知识整理成书,教授他人——尊者便是“佛的好学生”,以所学的“法性智慧”造论,让更多众生能“间接听闻佛说”。
从“各显德用证般若”的核心比喻来看,佛陀的一切智如“太阳”,能普照万物、无有遗漏,照亮法性的一切层面;迦多衍尼子尊者的觉慧如“月光”,虽源于太阳的照耀,却能在夜晚照亮众生前行的路,让众生在“佛智未直接显现时”,仍能借“弟子智的光芒”悟入法性。太阳与月光虽亮度有别,却同属“光明”的体性;佛智与弟子智虽圆满有差,却同属“般若”的范畴。尊者以“月光般的智慧”造论,正是“般若德用”的显现——般若本体虽唯佛圆满,却能随弟子的修证程度,显现不同的“用”,或用于破邪,或用于显正,或用于造论,或用于说法,皆是“般若本体的自然流露”。
历代祖师大德对此亦多有印证,玄奘大师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,迦多衍尼子尊者自幼便有“过目不忘、闻法即悟”的特质,出家后随佛陀弟子学习,很快便通达“一切种所知法性”的义理,佛陀涅槃后,尊者为了让佛法不被曲解、不致失传,便以自身智慧“整理佛说、造论阐释”,《大毗婆沙论》便是其中最核心的论典。玄奘大师西行求法时,曾专门研习此论,深知尊者智慧的“微妙甚深”,故在译经时,特意保留“尊者造论”的说法,以显“弟子承佛智弘法”的重要性。印光大师在《文钞》中亦言:“弟子之智如支流,佛之智如大海,支流虽不及大海广阔,却能将大海之水引入各地,滋养众生;尊者造论,便是以支流之力,传大海之智,让佛法的甘露能滋润更多众生心田。”这些开示都深刻阐明了“弟子智能承佛智”的义理,让众生明白,尊者造论并非“超越佛智”,而是“承佛智而行”,是佛法弘传中不可或缺的环节。
再从“实相圆融”的主旨来看,“佛智究竟”与“弟子智能造论”圆融不二——佛智是“体”,弟子智是“用”,体用不二,无体则无用,无用则体难显;“法性甚深”与“尊者能阐释”圆融不二——法性是“理”,阐释是“事”,理事不二,无理则无事,无事则理难明;“佛说本源”与“弟子造论”圆融不二——佛说是“本”,弟子造论是“末”,本末不二,无本则无末,无末则本难传。这正如《华严经》所云“一真法界,理事圆融”,佛智与弟子智、法性与阐释、佛说与造论,皆是“一真法界”的显现,看似有别,实则一体,若执着于“唯有佛能造论”,便是落入“理执”;若执着于“弟子造论与佛说无关”,便是落入“事执”,唯有悟得“理事圆融”,方能理解“尊者造论”的真实意义。
从“文字教体”层面解析,此段经文的核心比喻为“尊者的智慧如精准的解经钥匙,能打开佛说法性的宝库”。在文字教体中,所谓教体的特质是指以文字为载体,清晰传递“弟子智能承佛智”的义理,通过“问与答”的文字形式,破除众生疑惑,让义理更易理解。文字教体中的浅层义是指表面上是“讨论尊者能否造论”,通过问答明确“尊者有深慧故能造论”;深层义则是指借“尊者造论”的文字表述,显“佛智可传、佛法可续”的大义,让众生明白佛法不会因佛陀涅槃而中断,弟子能承佛智继续弘法。文字教体对修学者的启示是,读经时不应仅停留在文字表面,而要透过文字探究背后的深层义理,如读“尊者有微妙甚深猛利善巧觉慧”,不仅要知尊者智慧的特质,更要生起“向尊者学习,修证深慧”的决心,以文字为阶梯,步入智慧的殿堂。
从“义理教体”层面解析,核心比喻为“尊者的智慧如桥梁,连接佛的法性开示与众生的理解认知”。在义理教体中,所谓教体的特质是指以义理为核心,阐释“佛智与弟子智”的圆融关系,不将二者对立,而显“承续与融通”的义理。义理教体中的浅层义是指尊者的智慧具备“微妙、甚深、猛利、善巧”四大特质,足以造论;深层义则是指尊者的智慧源于佛智,是“佛智在弟子身上的显现”,虽有深浅之别,却无本质之差,如同江河源于雪山,虽支流众多,却同属一源。义理教体对修学者的启示是,修学中要破除“佛智高不可攀、弟子智微不足道”的自卑心,明白“佛智虽圆满,弟子智亦可通过修证逐步接近”,如尊者般以“闻法、修行、悟入”的路径,开发自身智慧,同时也要破除“弟子智能超越佛智”的傲慢心,始终以“承佛智、顺佛意”为准则,不偏离佛法的核心。
历代祖师大德对“弟子承佛智造论”的义理多有阐发,智者大师在《法华玄义》中言:“弟子造论如子承父业,父虽开创家业,子需接续经营,方能让家业兴旺;佛虽开示法性,弟子需造论阐释,方能让佛法流传。”这一比喻生动诠释了“尊者造论”的意义——非“取代佛说”,而是“接续佛业”。莲池大师在《竹窗随笔》中亦云:“佛说如阳春布德,弟子造论如万物生长,无阳春之德,万物难生;无万物生长,阳春之德难显。”这进一步阐明了“佛说”与“弟子造论”的依存关系,二者相辅相成,共同成就佛法的弘传大业。
对于修学者而言,这段经文的现实意义在于:其一,要生起“修证智慧的信心”——尊者的智慧并非天生,而是“修证所得”,这意味着每一位修学者只要“依教奉行”,听闻佛法、持戒修行、断除烦恼,皆可开发自身智慧,虽未必能达到“造论”的程度,却能逐步悟入法性,解决生活中的烦恼;其二,要学会“善用智慧的方法”——尊者的智慧兼具“猛利”与“善巧”,猛利能破邪,善巧能显正,修学者在生活中亦应如此,面对邪见时要以“猛利之智”坚定立场,不被迷惑,面对他人疑惑时要以“善巧之智”耐心解答,不生硬说教;其三,要树立“承传佛法的担当”——尊者以造论的方式承传佛法,修学者虽身处末法时代,亦应以自身行动承传佛法,或分享佛法感悟,或践行慈悲善举,让佛法的智慧在当代社会生根发芽,如同尊者般,成为“佛法流传的接力者”。
佛智如日普照法性遍,弟子智如月映慧光显;尊者深慧能破迷云障,造论弘法可续佛灯传;微妙智照见法性细相,甚深慧悟入实相根源;猛利智能断邪见网,善巧智能应众生缘;佛说为本立大法根基,弟子造论延法脉流传;问答疑显理事圆融义,悟入实相得解脱心安;修学者当效尊者行,承佛智光照世间暗;破执生信向智慧进,依教奉行证涅槃岸。
在阐明迦多衍尼子尊者有“微妙甚深猛利善巧觉慧”后,进一步详述尊者智慧与德行的具体内涵:“善知诸法自相共相”,此句是对尊者智慧核心的精准概括,非仅知诸法表面差异,更能洞见诸法本质关联。“自相”者,指诸法独有的特质,如地之坚、水之湿、火之暖、风之动,各有其独特相状与功能,非他法所能替代;“共相”者,指诸法共有的属性,如一切法皆具无常、无我、空性的特质,无论色法、心法,皆逃不出此共相范畴。尊者“善知”二者,意味着他既能清晰辨别诸法的独特性,不将地法误作水法、心法误作色法,又能洞悉诸法的共同性,不执着于某一法的自相而忽略其共相本质。文言“善知诸法自相共相”,白话即“善于知晓一切法的独特特质与共同属性”,这一智慧如同“精密的放大镜与广角镜”:放大镜能看清诸法的自相细节,广角镜能观照诸法的共相连通,二者兼具,方能对诸法形成完整、透彻的认知。往昔佛陀在祇园精舍为弟子说法时,曾问弟子“何为色法”,舍利子答“色法者,四大及四大所造色”,此为知自相;佛陀再问“色法有何性”,舍利子答“色法无常、无我”,此为知共相,而迦多衍尼子尊者的智慧,正是能如舍利子般,对一切法的自相共相皆了如指掌,为造论阐释法性奠定了智慧基础。
继而论中言“通达文义及前后际”,此句显尊者智慧的广度与深度:“通达文义”指尊者对佛陀所说经典的文字与义理皆能透彻理解,非仅识文字表面含义,更能悟入文字背后的深层法义,如读“诸行无常”,不仅知“一切行为皆会变化”的表层义,更能悟“无常故应放下执着”的实践义;“前后际”指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,尊者能通达三世因果、法义传承的脉络,知某一法义在过去佛陀如何开示、现在如何阐释、未来如何流传,不致因“不知前后关联”而误解法义。文言“通达文义及前后际”,白话即“透彻理解经典的文字与义理,并且能知晓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三世的因果与法义脉络”,这一智慧如同“贯通古今的桥梁”,既能连接佛陀说法的过去与当下造论的现在,又能为未来法义的流传指明方向。玄奘大师在《大唐西域记》中记载,迦多衍尼子尊者在造论前,曾遍阅佛陀涅槃后结集的一切经典,对每一部经的文义、每一个法义的前后传承皆烂熟于心,故其造论时能“引经据典、前后呼应”,让论典的义理既符合佛说本源,又能形成完整的体系,不致出现前后矛盾、义理断裂的情况。
论中续言“善解三藏离三界染成就三明”,此句从“解”与“证”两方面显尊者的德行与证果:“善解三藏”指尊者对经藏、律藏、论藏皆能善巧理解——经藏是佛陀所说的法义核心,律藏是佛陀制定的修行戒律,论藏是弟子对法义的阐释,尊者善解三藏,意味着他既能以经藏为根本,又能以律藏为准则,还能以论藏为辅助,三者融合,为造论提供了全面的法义依据;“离三界染”指尊者已断尽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烦恼染着,脱离了生死轮回,证得阿罗汉果,非仅停留在“解”的层面,更达到了“证”的境界,这种证量让他的造论不仅有理论依据,更有实践体验作为支撑,不致成为“纸上谈兵”的空泛言说;“成就三明”指尊者成就天眼明、宿命明、漏尽明——天眼明能观六道众生的生死苦乐,宿命明能知自身及他人的过去世因缘,漏尽明能知烦恼已断、生死已了,这三明既是尊者证果的体现,也是他造论时“能知众生根器、能应众生需求”的重要依据,如以天眼明知某类众生多执着于色法,便在论中多阐释色法无常的义理;以宿命明知某类众生过去世多造恶业,便多宣讲因果报应的道理。文言“善解三藏离三界染成就三明”,白话即“善于理解经藏、律藏、论藏,脱离了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的烦恼染着,成就了天眼明、宿命明、漏尽明三种智慧”,这既是尊者的修行成就,也是他能造论的“资格”——唯有既善解法义,又亲证圣果,才能确保所造论典不偏离佛法核心,不误导众生。
随后论中言“具六神通及八解脱”,此句进一步显尊者的证量与自在:“具六神通”指尊者成就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——天眼通能观远近、粗细、前后、内外一切现象,天耳通能闻远近、人天一切声音,他心通能知他人心中所想,宿命通能知自身及他人过去世的生死轮回,神足通能自由变化、往来十方,漏尽通能断尽一切烦恼、证得解脱,这六神通让尊者在造论时,既能“观众生根器”而应机设教,又能“亲证法义”而确保真实;“八解脱”指尊者通过观想不同境界,断除相应执着,获得八种解脱自在,如观“色身不净”而断除对色身的贪著,观“诸法空性”而断除对法相的执着,这八解脱是尊者“以实践证法义”的体现,让他的造论不仅有理论高度,更有实践深度,能引导众生从“解”到“证”,逐步获得解脱。文言“具六神通及八解脱”,白话即“具备天眼通、天耳通、他心通、宿命通、神足通、漏尽通六种神通,并且成就了八种解脱自在”,这一证量在佛教弟子中极为殊胜,足以证明尊者的智慧与德行绝非普通修学者可比,其造论的权威性也由此得到进一步彰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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