| 昵称：小阿含 发布时间：2026-01-11 15:30:36 |
《澳藏·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(二次校稿對勘傳譯版)以下辯經内容，乃澳門版《大藏經》中《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譯經理事會第二次校稿對勘傳譯之文。由世界佛學研究中心（世佛研）成都分会會長、《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譯經理事會理事長陈益光大檀樾，親自組織編纂辯經。願諸仁者發心，積極參與《澳藏》辯經之盛事，共沾法益，同沐佛恩。
《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第一千零八十一函卷
初译稿底本来源：www.aiaozang.com
校订人：陈益光、方若凡
校订日期：2025年12月25日
夫大藏经般若部之典籍，乃佛陀二转无相法轮时宣说的核心教法，是佛教义理体系中“破迷开悟、显明实相”的根本枢要。
佛陀成道后，初转法轮于鹿野苑，为声闻弟子说四圣谛、八正道，是为“转小乘法轮”，旨在引导众生断除见思二惑、脱离三界轮回；待弟子根器渐熟，便在王舍城耆阇崛山、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、毗耶离城庵摩罗园等十二处，为须菩提、舍利弗、阿难、弥勒等诸大弟子及菩萨众，宣说般若空性之理，此即“转大乘法轮”，意在破除“我法二执”，指引众生从“自利”的声闻乘，迈向“悲智双运”的菩萨乘，最终趣向佛果。
般若部典籍并非佛陀一时一地所说，而是历经二十二年，随众生根器不同、因缘各异，分次宣说而成。从内容上看，般若部可分为“小品般若”“大品般若”“金刚般若”“放光般若”等不同品类，虽篇幅有别、侧重各异，但核心义理一脉相承，皆以“诸法空相”“般若智慧”为宗。
其中，《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（简称《放光经》）作为早期汉译般若典籍的重要代表，上承《道行般若经》的义理框架，下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体系拓展，以“义理精要、便于受持”独树一帜，在汉传佛教般若思想的传播与发展中，扮演着“承前启后”的关键角色。
追溯《放光经》的译传因缘，需从曹魏时期的朱士行法师说起。彼时汉地虽已有《道行般若经》（小品般若）流传，但译文简略，义理多有晦涩之处，部分名相翻译亦不精准，导致学人对“般若空性”的理解多有偏差——或执“空”为“虚无”，认为“一切法皆空，故行善无用、造恶无报”，落入“恶取空”的断见；或执“有”为“实有”，将“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”等法相视为恒常不变的实体，深陷“我法二执”的常见。
朱士行法师自幼出家，深究般若义理，见此乱象，痛心不已，遂发愿西行求法，寻找完整的般若梵本，以解众生之惑。
魏甘露五年（公元 260 年），朱士行法师悄然离开洛阳，西出阳关，渡流沙，越葱岭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终至西域于阗国。于阗乃当时佛教圣地，佛法兴盛，典籍完备，朱士行法师在此寻访三年，终于得见《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梵文全本，共九十章。他深知此经的珍贵，遂潜心研习，待通晓义理后，便遣弟子弗如檀将梵本送回洛阳，自己则留在于阗，继续弘法，直至圆寂。
梵本传回汉地后，恰逢西晋武帝太康七年（公元 286 年），竺法寂、竺叔兰两位高僧受邀，于陈留郡仓垣水南寺开启译经工作。竺法寂精通梵文与汉文，深谙般若义理；竺叔兰出身西域天竺移民家庭，自幼受梵文熏陶，对佛教典籍有着深刻的理解。
二人通力合作，竺法寂负责口译梵文大意，竺叔兰负责核对义理、润色文字，历时一年有余，终将《放光经》译为汉文，共二十九卷。译经过程中，二人秉持“既不违原义，又契合汉文表达”的原则，对经中的名相、义理反复斟酌。例如，“般若波罗蜜”一词，此前有译者译为“明度”“智慧到彼岸”等，二人结合经中“以智慧为舟，渡众生脱离生死苦海”的核心内涵，定译为“般若波罗蜜”，既保留了梵文的核心语义，又凸显了“智慧”与“渡脱”的双重要义，这一译法沿用至今，成为汉传佛教中的标准称谓。
《放光经》译出后，迅速在汉地掀起研习般若的热潮。西晋时期，名士王衍、乐广等崇尚玄学，听闻《放光经》“诸法空相”的义理与玄学“贵无”思想相通，纷纷前来听讲；僧人支遁、道安等大德，更是以宣讲《放光经》为要务，支遁在吴郡讲经时，前来听法的士人、僧人络绎不绝，讲堂内外水泄不通；道安法师在襄阳弘法期间，将《放光经》与《道行般若经》对照研习，提出“般若学六家七宗”，虽为不同角度的阐释，却皆以《放光经》的“空性”义理为核心，为般若思想在汉地的传播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要真正理解《放光经》，必先明了“般若”二字的真义。世人多将“般若”等同于世间的“智慧”，实则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世间智慧，是“分别心所生，用于认知、判断、取舍”的工具，如商人算计利润、学者钻研知识、工匠精进技艺，皆不出“我执”与“法执”的范畴——商人执着于“利润的多少”，学者执着于“知识的对错”，工匠执着于“技艺的高低”，这些智慧虽能解决世间的具体问题，却会不断滋养烦恼，让众生在“分别”与“执着”中深陷轮回。
而般若智慧，是“离分别、无执着的本然觉知”，是诸佛众生同具的“清净本心”。《放光经》中明确指出：“般若者，不可以相得，不可以知知，不可以识识，不可以言言，不可以思求”。它不是靠学习积累可得，也不是靠逻辑推理可悟，而是靠破除烦恼、净除心垢而自然显现，如同乌云蔽日时，阳光并未消失，只是被遮蔽；众生的般若智慧，也从未远离，只是被无明、贪嗔痴等烦恼覆盖。
《放光经》中，佛陀为舍利弗解说般若时，打了一个生动的比喻：“譬如盲人，不见日月，非日月之过，乃盲人之过；众生不见般若，非般若之隐，乃众生烦恼之障”，正是要告诉众生，般若智慧本自具足，无需外求，只需净除心障，便能自然显现。
经中对“般若空性”的阐释，更是精妙绝伦，既破“有执”，又破“空执”，尽显“中道”要义。《放光经》卷一开篇，佛陀便对须菩提说：“诸法皆空，无有相，无有作，无有生，无有灭，无有垢，无有净，无有增，无有减”。此处的“空”，绝非“空无所有”的断灭空，而是“诸法无固定不变的自性”的“缘起性空”——一切法皆由因缘和合而生，因缘聚则生，因缘散则灭，没有一个独立、恒常、自主的“自性”。
譬如眼前的经卷，看似是“实有”的存在，实则由纸张（树木、水源、人工制成）、墨迹（颜料、溶剂、工匠调配）、文字（佛陀所说、译者所译、抄经者所书）、装订（线绳、工具、装订者操作）等因缘和合而成。若将这些因缘一一拆解，纸张可拆为纤维，墨迹可拆为分子，文字可拆为笔画，装订线可拆为丝线，最终找不到一个独立、恒常的“经卷”实体。众生执着于“经卷实有”，是“法执”；若因“经卷空”而认为“经卷不存在，读经无用”，则是“恶取空”，二者皆是偏离中道的邪见。
《放光经》中，佛陀为纠正弟子对“空性”的误解，多次强调“空而不空，不空而空”的中道义理。经中说：“诸法空者，非无所有，非不可得，非无见闻觉知，非无善恶业报”，明确指出“空性”不是否定现象的存在，而是否定现象的“自性实有”——经卷虽无自性，但“读经”的行为、“经义”的传播、“读经”带来的身心净化，都是真实存在的；众生虽无自性，但“造业”的行为、“业报”的显现、“修行”带来的烦恼断除，也是真实不虚的。
这种“缘起性空，性空幻有”的中道思想，是《放光经》般若义理的核心，也是区别于“恶取空”与“实有执”的关键。为让弟子更好地理解“空性”，佛陀在经中列举了大量的比喻。经中说：“诸法如幻，如焰，如水中月，如虚空，如响，如犍闼婆城，如梦，如影”，这“八喻”生动地诠释了“诸法空相”的特质。
以“如梦”为例，人在梦中，会经历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梦中的场景、人物、事件，看似真实无比，醒来后却发现皆为虚幻；众生在轮回中，所经历的生死、苦乐、得失，也如同梦境一般，看似真实，实则是“我法二执”所显现的幻象。《放光经》教众生“观诸法如梦幻”，不是让众生否定现实的存在，而是让众生破除对现实的执着——如同知晓是梦后，虽仍在梦中，却不会被梦境的悲欢所困扰；知晓“诸法空”后，虽仍在世间生活，却不会被世间的得失所牵绊。
在“空性”义理的基础上，《放光经》进一步开示了“菩萨道”的修行方法，将般若智慧与实践紧密结合，尽显“悲智双运”的大乘精神。经中说：“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应观五蕴皆空，而不舍众生；应观十二处、十八界皆空，而勤修六度；应观一切法空，而发菩提心”，清晰地指出了菩萨修行的核心——以般若智观照“诸法空相”，破除“我法二执”，同时以大悲心度化众生，践行六度万行，二者相辅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若仅有“般若智”而无“大悲心”，便会落入“二乘涅槃”的偏空之见，如同阿罗汉证得“有余涅槃”后，便安住于“涅槃寂静”，不思度化众生，违背佛陀“广度众生”的本怀；若仅有“大悲心”而无“般若智”，便会因“我法二执”而造下有漏善业，如同凡夫行善时，执着于“我在行善”“我要得善报”，虽能获得人天福报，却无法脱离轮回，成就无漏功德。只有“悲智双运”，以般若智观照“能度、所度、度法皆空”，以大悲心践行“度化众生”的事业，才能成就菩萨道，趣向佛果。
《放光经》中，佛陀详细解说了菩萨“六度万行”的修行要点，每一度皆以般若为导，彰显“无住”的要义。
关于“布施度”，经中说：“菩萨行布施时，不执于能施者（我）、受施者（人）、所施物（法），三者皆空，而布施不停”。例如，菩萨以财物布施众生时，不执着于“我是布施者”的我相，不执着于“众生是受施者”的人相，不执着于“财物是实有”的法相，既尽心尽力地布施，又不执着于布施的相状与果报。这种“无住布施”，所获的功德远胜于“有住布施”——有住布施，因执着于“我”与“法”，功德有漏，如水泡般易生易灭；无住布施，因离于执着，功德无漏，如虚空般广大无边。经中以“恒河沙数七宝布施”与“受持般若四句偈布施”作对比，指出“受持般若四句偈，为他人解说，其功德胜过于以恒河沙数七宝布施”，正是因为“受持般若”能让人破除执着，成就无漏功德。
关于“持戒度”，经中说：“菩萨持戒，不执于戒相、戒体、戒果，知戒亦空，而持戒不犯”。菩萨持戒，不是为了“获得持戒的美名”，也不是为了“证得持戒的果报”，而是为了“净除心垢，度化众生”——持不杀生戒，是为了培养慈悲心，不伤害众生；持不偷盗戒，是为了培养布施心，不掠夺众生财物；持不邪淫戒，是为了培养清净心，不扰乱众生心性。同时，菩萨知“戒相是因缘和合的方便”，无固定不变的自性，故不会执着于“戒相的优劣”，而是根据众生根器与具体因缘，灵活持戒，广度众生。例如，在“为救众生性命而破戒”的特殊因缘下，菩萨可权宜行事，因“救众生”的大悲心，与“不执戒相”的般若智，已超越了“戒相”的束缚，成就的是“无相戒”的功德。
关于“忍辱度”，经中说：“菩萨行忍辱时，不执于辱者、受辱者、辱事，三者皆空，而忍辱不瞋”。众生受辱时，之所以会生起嗔恨心，是因为执着于“我被侮辱”的我相，执着于“他人在侮辱我”的人相，执着于“侮辱事件是实有”的法相。而菩萨以般若智观照，知“我本空，他人本空，辱事本空”，如同梦中被人侮辱，醒来后不会生嗔；知晓“诸法空”后，受辱时也不会生起嗔恨心，反而能以忍辱心化解矛盾，度化侮辱自己的众生。经中记载，佛陀往昔为忍辱仙人时，被歌利王割截身体，却无一丝嗔恨，正是因为他已证得般若空性，知“身体本空，割截之事本空”，故能成就忍辱度的极致。
关于“精进度”，经中说：“菩萨行精进时，不执于精进相、懈怠相，知精进亦空，而精进不息”。菩萨的精进，不是“盲目追求修行的数量”，也不是“执着于修行的速度”，而是“以般若智观照，不疾不徐，持之以恒”——修善法时，不执着于“我要快速成就”，以免落入“急功近利”的烦恼；断恶法时，不执着于“我要立刻断尽”，以免落入“灰心丧气”的懈怠。如同农夫种田，只管按时播种、施肥、浇水，不执着于“何时收获”“收获多少”，却能自然而然地获得丰收；菩萨修行，只管以般若智引导，精进地行善断恶，不执着于“何时证果”“证何种果”，却能自然而然地趣向佛果。
关于“禅定度”，经中说：“菩萨入禅定时，不执于定境、散心，知禅定亦空，而禅定不乱”。菩萨的禅定，不是“执着于枯木死灰般的寂静”，也不是“排斥一切外境的干扰”，而是“以般若智观照，于定中不执定，于散中不执散”——入定时，不执着于“定境的美好”，以免落入“贪着禅乐”的烦恼；出定时，不执着于“外境的纷乱”，以免落入“心随境转”的散乱。如同明镜照物，物来则照，物去则空，不执着于“照物的相状”，也不排斥“照物的功能”；菩萨的禅定，也是如此，外境来时能清晰觉知，外境去时能心无挂碍，始终安住于般若智慧的本然状态。
关于“般若度”，经中说：“菩萨行般若时，不执于智、愚，不执于般若、非般若，知般若亦空，而般若不断”。般若度是六度的核心，统领其余五度——若无般若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皆为“有漏善法”；若有般若度，其余五度皆能成为“无漏功德”。菩萨行般若度，不是“执着于‘我有般若智慧’”，也不是“执着于‘我要修般若’”，而是“于一切时、一切处，自然显现般若智慧”——吃饭时，知“饭是因缘和合，无自性”，便不执着于口味的好坏；走路时，知“路是因缘和合，无自性”，便不执着于路程的远近；与人相处时，知“人是因缘和合，无自性”，便不执着于关系的亲疏。这种“行住坐卧皆般若”的状态，才是般若度的真正内涵。
在汉传佛教史上，《放光经》的译传与弘扬，对佛教义理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魏晋时期，般若学成为佛教的主流思潮，支遁、道安、慧远等大德皆以《放光经》为核心，结合中国传统文化，构建起独具特色的般若思想体系。支遁以“即色宗”阐释般若，提出“色即为空，色复异空”，认为“色法本身即是空性，并非离色另有空”，其思想深受《放光经》“诸法空相，不离诸相”的影响；道安法师提出“本无宗”，主张“无在万化之前，空为众形之始”，虽侧重“空性为本”，却也以《放光经》“诸法皆空”为理论依据，为般若思想在汉地的传播扫清了障碍。
及至东晋，鸠摩罗什大师译出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（大品般若），其义理与《放光经》一脉相承，却更为详尽系统，而《放光经》并未因此被淘汰，反而因“义理精要、易于受持”，成为初学般若者的入门宝典。慧远大师在庐山弘法时，便将《放光经》与《摩诃般若经》并置宣讲，让学人先以《放光经》明了般若核心义理，再以《摩诃般若经》深入研习，形成“由浅入深”的修学路径。
唐代是汉传佛教的鼎盛时期，《放光经》的影响进一步拓展。玄奘大师西行求法时，在印度多处寺院皆见《放光经》的梵本流传，其义理被纳入《大般若经》的体系之中。大师归国后译出《大般若经》六百卷，其中多处引用《放光经》的经文与义理，可见《放光经》在般若思想传承中的重要地位。窥基大师作为法相宗的创始人，在阐释“唯识无境”的义理时，多次引用《放光经》“诸法空相”的论述，将“般若空”与“唯识无境”融会贯通，提出“空者，无虚妄分别之境；识者，有能分别之体”，丰富了汉传佛教的义理体系。
禅宗的兴起，也与《放光经》的般若思想有着深厚的渊源。六祖慧能大师闻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开悟，所悟的正是《放光经》中“无住”的般若要义。《放光经》中说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于一切法不住”，与《金刚经》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一脉相承，皆强调“不执着于一切法相，而本心自然显现”。慧能大师在《六祖坛经》中提出“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，正是对《放光经》“诸法空相”义理的生动诠释——菩提、明镜皆为法相，本无固定自性，众生的本心亦如虚空，无有尘埃可染，只需破除执着，便能明心见性。
除了对佛教义理的影响，《放光经》还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渗透。魏晋时期，玄学盛行，士人多以“清谈”为尚，而《放光经》的般若思想与玄学“贵无”“任自然”的理念相契合，成为士人清谈的重要内容。王弼、郭象等玄学家在注解《老子》《庄子》时，多次借鉴《放光经》“空性”“无住”的思想，提出“以无为本，以有为用”的观点，推动了“玄释合流”的文化潮流。
文学领域，《放光经》的比喻手法与义理内涵，为文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灵感。谢灵运、陶渊明等诗人，在诗作中融入般若智慧，谢灵运的“空翠难强名，渔钓易为曲”，陶渊明的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，皆蕴含着“观诸法空，心无执着”的般若意境；唐代诗人王维更是被称为“诗佛”，其诗作“行到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”“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”，将般若“无住”“自然”的思想与山水田园风光完美融合，开创了“诗禅合一”的文学风格。
艺术领域，《放光经》的“放光”瑞相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题材。敦煌莫高窟、云冈石窟、龙门石窟等石窟艺术中，多处描绘了“佛陀说法，眉间放光”的场景，其灵感便源自《放光经》中“佛陀说法时，从眉间白毫相光，照遍东方万八千世界”的记载。这些艺术作品以生动的形象，将般若智慧的“光明”特质具象化，让普通民众能通过视觉感受，初步理解般若思想的内涵。
对于修行者而言，受持《放光经》的功德利益，可从“解、行、证”三个层面深入体悟。
从“解”的层面，《放光经》能帮助修行者破除对“我法二执”的迷执，树立“中道正见”。许多学人初入佛门，要么执着于“我要修福报、我要证圣果”的我执，要么执着于“经卷是实有、佛像是实有”的法执，如同盲人摸象，始终无法触及佛法的核心。《放光经》中“诸法皆空，无有自性”的义理，能让学人明白“我本空，法本空”，一切执着皆是烦恼的根源，从而放下向外驰求的心，转向内心的观照。正如经中所言：“若人能观一切法空，不生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则能远离一切烦恼，如虚空无所挂碍。”
从“行”的层面，《放光经》为修行者提供了“在生活中修般若”的具体方法。经中说“般若波罗蜜，行于世间，不坏世间法”，明确指出般若修行不是脱离生活的避世修行，而是在柴米油盐、待人接物中践行“无住”。吃饭时，观照“饭是因缘和合，无自性”，不执着于口味的好坏，便是在修般若；工作时，观照“工作是因缘和合，无自性”，不执着于成果的得失，便是在修般若；与人发生矛盾时，观照“他人是因缘和合，无自性”，不执着于对方的过错，以忍辱心化解冲突，便是在修般若。这种“生活即修行”的理念，让般若智慧不再是高深的理论，而是能切实指导日常行为的实用工具。
昔年赵州从谂禅师“吃茶去”的公案，便是对“生活即般若”的生动诠释。学人问赵州禅师“如何是佛法的大意”，赵州不直接回答，而是说“吃茶去”。学人不解，赵州便解释道：“吃茶时便吃茶，不执着于‘佛法大意’的概念，不被‘求悟’的念头困扰，当下的专注便是般若。”这与《放光经》中“于一切法无住，即是般若”的义理完全契合——修行不在于形式的庄严，而在于内心的无住；般若不在于言辞的玄妙，而在于当下的践行。
从“证”的层面，《放光经》能引导修行者逐步断除烦恼，趋向涅槃。经中详细阐述了修行的阶位，从“十信”“十住”“十行”“十回向”到“十地”，每一阶位的修证内容与断惑要点，皆以般若智慧为核心。例如，“十信位”的修行者，通过受持般若，破除“邪见、疑见”等烦恼，树立对佛法的坚定信心；“十住位”的修行者，以般若智观照五蕴，断除“身见、边见”等见惑，安住于菩提心；“十地菩萨”则以般若智断除“无明”烦恼，接近佛果。
经中说：“若菩萨能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修学不懈，当知是人，不久将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”这里的“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”（无上正等正觉），并非遥不可及的佛果，而是众生本具的清净本心，只需通过受持般若，不断净除心垢，便能自然显现。如同金矿经过冶炼，去除杂质后，便能成为纯净的黄金；众生的本心经过般若智慧的净化，断除烦恼杂质后，便能证得究竟涅槃。
在受持《放光经》的过程中，修行者需注意避免两种偏差：一是“恶取空”，即因“诸法空”而否定一切善法，认为“行善无用、持戒无益”，从而放纵身口意三业；二是“实有执”，即虽受持经卷，却执着于“经文字句”“修行形式”，未能领悟“空性”的核心义理。《放光经》中，佛陀特别警示：“若人言‘般若波罗蜜是空’，而不修善法，是为谤法；若人执着于般若文字，而不见实相，是为法执。”
为避免这些偏差，修行者应秉持“解行并重”的原则：既要深入研读经义，理解“空性”的中道内涵；又要在生活中践行六度万行，以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滋养般若智慧。正如印光大师所言：“般若者，智慧也，非读经而不能明；修行者，实践也，非践行而不能证。解而不行，如纸上谈兵；行而不解，如盲人行路。”
在当今时代，《放光经》的智慧更显珍贵与迫切。现代社会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，人们被财富、地位、名利等欲望裹挟，执着于“拥有”，为求一己之私，不惜造作杀、盗、淫、妄等恶业，身心俱疲却不知归途；信息爆炸的时代，人们被各种观点、思潮、情绪淹没，执着于“分别”，为是非、对错、得失争论不休，烦恼丛生却不知解脱。
此时受持《放光经》，如同在浊世中得一清泉，能涤荡内心的贪嗔痴烦恼；如同在暗夜中得一明灯，能照亮前行的修行之路。若能以经中“诸法空相”的智慧观照生活，便会明白“外在的一切皆如梦幻泡影，唯有内心的清净与觉悟，才是永恒的依靠”——财富会消散，地位会跌落，名利会褪色，唯有般若智慧能伴随众生，穿越轮回的苦海；若能以“无住”的心态面对世事，便会做到“得意时不骄奢，失意时不颓丧”，在无常的世间中，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自在，如同狂风中的劲竹，虽弯腰却不折断；如同暴雨中的莲花，虽浸染却不污秽。
对于家庭教育而言，《放光经》的智慧能帮助父母培养孩子的健全人格。现代父母多执着于“望子成龙、望女成凤”，逼迫孩子学习各种技能，追求优异成绩，却忽视了孩子内心的成长。若能以《放光经》“无住”的智慧引导孩子，不执着于“成绩的高低”“名次的先后”，而是注重培养孩子的慈悲心、忍辱心、精进心，让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学会“不执着于得失，不抱怨于境遇”，便能帮助孩子建立健康的心态，从容面对人生的挑战。
对于职场人士而言，《放光经》的智慧能帮助他们缓解工作压力，提升工作效率。职场中，许多人执着于“业绩的多少”“职位的高低”，为了追求成功，不惜透支身体、尔虞我诈，最终陷入身心俱疲的困境。若能以《放光经》“诸法空相”的智慧观照工作，明白“业绩是因缘和合的结果，职位是暂时的显现”，不执着于结果，而是专注于过程，以精进心做好每一件事，以慈悲心对待每一位同事，便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与价值，实现“工作即修行”的境界。
对于老年人而言，《放光经》的智慧能帮助他们安享晚年，从容面对生死。许多老年人执着于“身体的健康”“寿命的长短”，为衰老、疾病而焦虑恐惧，难以安享天伦之乐。若能以《放光经》“诸法无常”的智慧观照生命，明白“身体是因缘和合的假相，生死是轮回的自然过程”，不执着于“生”，不畏惧于“死”，而是专注于内心的修行，培养正念，净化心灵，便能在衰老与疾病中保持平和的心态，以从容的姿态迎接生命的圆满。
这部二十九卷的《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，虽历经千年沧桑，却始终以“放光”之智，照亮着众生的修行之路。从朱士行西行求法的坚定，到竺法寂、竺叔兰译经的严谨；从支遁、道安宣讲的热忱，到慧能、玄奘践行的执着；从魏晋士人的清谈，到唐宋文人的诗作，这部经早已超越了“宗教典籍”的范畴，成为中国文化与精神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它不是束之高阁的古董，而是指引生活的指南；不是学者研究的文本，而是众生离苦的利器；不是玄奥难懂的理论，而是人人可修的法门。经中的每一个字，都蕴含着诸佛的智慧；每一句话，都承载着渡脱的悲愿。正如经中所言：“般若波罗蜜，如大光明，能照一切黑暗；如大舟船，能渡一切苦海；如大良药，能治一切烦恼。”
愿今日有缘受持此经者，皆能放下执着，净除心垢，让本具的般若之光自然显现；愿每一位修行者，都能以般若智为导，以大悲心为怀，在生活中践行无住，在修行中趋向涅槃；愿这部承载着千年智慧的宝典，能在未来的岁月中，继续照亮更多众生的心灵，让般若之光照遍世间的每一个角落，让离苦得乐的甘露滋润每一个生命。
贤首宗贤首法藏大师所立“贤首十门”，今依教起因缘、藏教等摄、义理深广、所备皆品、能诠体性、宗趣指归、部类差别、总释名题、义释同通持、别解文义这十门，将《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（简称《放光经》）的义理如剥茧抽丝般层层展开，先说教起因缘，佛法的兴世从无空穴来风，经论的流传皆有其必然因缘，《放光经》的宣说与译传，前承佛陀二转法轮的本怀，后应汉地学人求法的迫切，全因众生深陷“我法二执”的迷障，亟需般若智慧破迷开悟。
佛陀成道后，初转法轮于鹿野苑，为声闻弟子说四圣谛、八正道，指引他们断除见思二惑、脱离三界轮回；可待弟子根器渐熟，佛陀却见众生虽能断小乘烦恼，却又落入新的执着——有的执“有”，把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这些因缘和合的法相，当成恒常不变的实体，就像有人见了水中月，便以为真有一轮月亮沉在水里；有的执“空”，听闻“诸法空相”，就否定因果业报、善恶取舍，觉得“行善造恶都一样，反正一切皆空”，如同孩童打碎了碗，却说“碗本来就是空的，碎了也没关系”。《放光经》卷一记载，佛陀在耆阇崛山对须菩提感叹：“我见众生堕于二边，或执有，或执空，于中道实相一无所知，故说般若，令其离执”，这便是佛陀宣说此经的根本因缘——不是为了彰显智慧，而是为了救度众生脱离“二边见”的苦海。
到了曹魏时期，汉地虽已有《道行般若经》流传，但译文简略，许多义理晦涩难明，学人对“般若空性”的理解更是偏差重重。有的僧人把“空”讲成“什么都没有”，导致信徒觉得“修善无用”，干脆放弃持戒行善；有的士人将“般若”与玄学“贵无”混为一谈，把“空性”等同于“虚无”，偏离了佛法的核心。朱士行法师见此情景，心如刀割，他深知般若义理是佛法的根本，若学人误解，便是断了众生离苦的路径。于是在魏甘露五年，他悄然离开洛阳，西出阳关，渡流沙、越葱岭，历经千难万险，终于在西域于阗国寻得《放光经》的梵文全本。他留在当地潜心研习，待通晓义理后，遣弟子弗如檀将梵本送回汉地，自己则终老于阗，用一生践行了“求法为众生”的初心。
西晋太康七年，竺法寂、竺叔兰两位高僧在陈留郡仓垣水南寺开启译经，竺法寂口译梵文，竺叔兰核对义理、润色文字，历时一年有余，终将这部经译为二十九卷汉文。译经时，二人对“般若波罗蜜”等核心名相反复斟酌，既不违背梵文原义，又契合汉文表达习惯，最终定译的名称与义理，为般若思想在汉地的传播筑牢了根基。就像当年六祖慧能听闻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便开悟，正是因为《放光经》等般若典籍早已为汉地众生种下了“破执”的种子，朱士行的求法、两位高僧的译经，不过是“因缘成熟”的必然结果。
再说藏教等摄，《放光经》在大藏经与三乘教法中的位置，如同梁柱在房屋中的作用，看似不显眼，却是支撑起整个体系的关键。从大藏经的“三藏分类”来看，《放光经》属“经藏”，是佛陀亲说的教法核心，与“律藏”（僧团规矩）、“论藏”（弟子阐释）鼎足而立。律藏如世间的法律，管的是“身口意的行为规范”，比如“不杀生、不偷盗”，却没细说“为何要持戒”；论藏如法律的注解，解释“规范背后的道理”，比如《大智度论》阐释“持戒是为了净除心垢”；而经藏如法律的根本条文，是佛陀亲定的核心准则，《放光经》作为经藏中的般若典籍，直接宣说“诸法空相、般若智慧”的根本义理，为律藏与论藏提供了“思想源头”。没有《放光经》的“空性”义理，律藏的持戒就会变成僵化的教条，论藏的阐释也会失去方向，就像没有源头的河流，终会干涸。
从“三乘教法”的体系来看，《放光经》属大乘教法，却又与小乘、中乘（缘觉乘）一脉相承。小乘教法侧重“自利”，教众生断除见思二惑、证阿罗汉果；中乘教法侧重“自悟”，教众生观十二因缘、证辟支佛果；而大乘教法侧重“悲智双运、广度众生”，《放光经》正是连接“自利”与“利他”的桥梁。经中说“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应观五蕴皆空，而不舍众生”，明确指出菩萨既要像小乘弟子那样断除我执，又要像大乘行者那样发起大悲心，度化众生。这就像学生求学，小乘是小学课程，教你识文断字；中乘是中学课程，教你理解知识；大乘是大学课程，教你运用知识服务社会，而《放光经》就是“中学升大学”的关键教材，没有它，学生就难以从“掌握知识”过渡到“运用知识”。印光大师曾说“小乘是大乘的脚跟，般若则是脚跟的筋骨”，小乘弟子若不闻般若，证得阿罗汉果后便会安住涅槃，不思度化；大乘弟子若不闻般若，行菩萨道时便会执着于“我在度众生”，造下有漏善业。只有以《放光经》的般若智慧为指引，才能真正做到“自利利他、悲智双运”。当年赵州从谂禅师八十岁仍在行脚，有人问他“为何年老还要奔波”，赵州答“我未悟时，不知修行要度人；悟后才知，自利是为了更好地利他”，这正是《放光经》在三乘教法中“承前启后”作用的生动体现。
接着说义理深广，《放光经》的义理如大海般深邃，能探及佛法的根本；如虚空般广阔，能容纳世间的一切，既破迷执，又显实相。先论“深”，此经的深不是故弄玄虚，而是直抵“诸法实相”的核心。经中对“般若空性”的阐释，打破了“有”与“空”的二元对立，提出“缘起性空，性空幻有”的中道思想。经中说“诸法空者，非无所有，非不可得”，意思是“空”不是“什么都没有”，而是“一切法没有固定不变的自性”。就像我们手中的茶杯，看似是实有的物体，实则由陶瓷、泥土、人工、火烤等因缘和合而成，把这些因缘拆解，陶瓷可成粉末，泥土可成颗粒，最终找不到一个独立、恒常的“茶杯”实体。可“茶杯空”不代表“茶杯不存在”，它依然能用来装水，能被我们使用，这便是“性空幻有”——自性是空的，现象是存在的。这种“深”，能破除众生最根本的“我法二执”，让学人明白“我”是五蕴的聚合，“法”是因缘的显现，二者皆无自性，执着于它们，只会带来无尽的烦恼。
再论“广”，此经的广不是杂乱无章，而是将般若智慧贯穿到修行、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上至菩萨的“十地”修证，下至凡夫的日常起心动念；大到“度化众生”的菩萨行，小到“吃饭穿衣”的生活琐事，经中皆以般若智慧加以观照。经中详细解说“六度万行”，每一度都强调“无住”——行布施时，不执能施、受施、所施；行持戒时，不执戒相、戒体、戒果；行忍辱时，不执辱者、受辱者、辱事。这种“广”，让般若智慧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理论，而是能切实指导生活的方法。比如有人因别人的指责而生气，依经中义理，可先观照“指责我的人，是因缘和合的假相，没有固定的自性；他说的话，是因缘和合的声音，也会转瞬即逝；我生气的念头，更是念念生灭，不会长久”，这么一想，嗔恨心自然就降伏了。当年洞山良价禅师见水中影开悟，说“切忌从他觅，迢迢与我疏”，悟的正是《放光经》“般若不在别处，就在当下观照”的广延之义，无论是水中影，还是日常的吃饭穿衣，都是修行的对境，都能彰显般若智慧。
然后是所备皆品，《放光经》就像一个装满珍宝的宝箱，修证、义理、方便等品类一应俱全，学人无论求什么，都能从中有所得。先说“修证之品”，经中清晰地列出了从凡夫到佛果的修证阶位，从“十信”“十住”“十行”“十回向”到“十地”，每一阶位要断哪些烦恼、修哪些法门、证哪些果位，都有明确说明。
校订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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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藏•大藏经 > 大乘般若部 > 放光般若波罗蜜经（第01卷～第10卷） > 《澳藏·放光般若波罗蜜经》第一千零八十一函卷 
